1968 年 3 月，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这个环节，很重要的就是填写个人社会身份的详细经历、家庭成员的详细情况、社会关系的详细情况。

我给我的父亲写了信，借此机会，说派驻到单位的军代表要求不得有任何隐瞒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请我的父亲说清楚关于我的生世。然后直接寄给我。

3 月 22 日我感冒发高烧，为了能够更快退烧，晚上我自己加大了药量，把一日三次的药在一次全部服下，结果大汗不住，差不多“虚脱”。次日23日上午八点多，我请了病假准备去医院看病，在传达室收到我的父亲从南平寄来了一封很厚的挂号信。我一拿到信，立即塞进裤袋，匆匆离开单位。我知道这封信对于我有多么的重要。

我没有去医院。我的头也不疼了。我搭公共汽车去到离单位很远的“龙潭角”车站。下车后，我找到一间公共厕所。在蹲坑时，我看了我的父亲写的《情况交代》。

父亲用第一人称写的《情况交代》，多达六七页纸。我现在能够记得的大致内容是：我 1931 年生了长女以后，还生过三个男婴，但因为都得了先天的结核病，所以都夭折了。到 1945 年，我已经三十八岁了，我的妻子也三十三岁了，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严重毒害，我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七抱养了一个男婴，就是我现在的儿子剑达。剑达的生父张礼炳是南平县盐务局的盐务员，生母是胡桂娥。他们生到剑达时，已经是第八个孩子了。而且他们过去生的有五个男孩，二个女孩。所以，我们在这个孩子出生前就约定，若生的还是男孩，那就送给我们。他们答应了。我们家也找到了一家奶娘。奶娘家姓郭，是种菜的贫农。对于张礼炳，我仅知道他们是1945年从台湾回来的。其他情况，我们在抱来这个孩子以后，就没有再来往了。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离开南平。但是，1956年，他们的大女儿曾经到胜利小学找过剑达。所以，我们1957年送剑达去武汉我女儿那里读书。我们怕被认回去。今年春节，其生母突然和另外的一个男的来普安堂仓库找我，说是要看剑达。我如实告诉他们，剑达在福州学习。我们夫妻对剑达视如己出，养育他，没有用什么资产阶级的思想，剑达没有吃过一口他生母的奶，因为我们怕吃了她的奶会迟早认回去。他吃的是贫农的奶，所以，我的养子是生在抗日胜利，成长在解放以后，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这是我的坦白，绝无隐瞒。

我记住了这些情况，随即将《情况交代》撕得粉碎，再揉成团，看看厕所里没有一个人了，才将它丢进满是粪便的深坑。要知道“他们是 1945 年从台湾回来的”是极大问题的问题。

我立即去福州市公安局。

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只要这个人有户口，那就可以在公安局户籍科查到这个人住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任何证明，没有任何说明，到那里就在窗口报个姓名。这实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才有可能的。很快就查到：“张礼炳（张礼秉，张礼敏），住鼓楼区东门琼河新村九座二幢二楼”。

我迅速回到单位。借了自行车，飞也似地找到了这个地点，日期 1968 年 3 月 23 日，时间上午 10 时 21 分。

在以后的三天内，我依次见到的人——七嫂凤仪、七哥的儿子子羽；二哥的孪生女儿小惠、小兰，儿子洪，小女儿乖妹（因药物导致智障）；七哥模仁；生父；大姐剑珊，大姐的大女儿杨玲；生母；五哥模勇，五嫂幼兰，他们的儿子学琛，大女红，小女儿；姐光华（自小抱送给吴姓北方曲艺女艺人为养女）。

在 3 月 30 日前，我还先后见到六哥志忠（自小抱送给邱姓泰宁米商为养子）；二哥荣瑞。

3 月 31 日由大姐出钱，大姐剑珊、二哥荣瑞、五哥模勇、六哥志忠、七哥模仁、七嫂凤仪、我（八弟剑达）在福州照相馆合了影。

后来，我在南平见到——六哥志忠的养母、六嫂宝珍、大女儿晓燕、二女儿晓玲、三女儿晓华、四子建敏。

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深入开展。

1968 年 7 月 11 日我被军代表支持的一派革命群众揪出，戴纸高帽、挂木牌，罚站在太平巷门口的两张办公桌叠起再加一张办公椅的高台上。木牌上，我的罪名是“隐瞒社会关系的坏分子”。

在接下去的对我进行隔离审查的十五天里，革命群众向我提出的问题集中在“你回去与有台湾关系，有三青团问题，有许多复杂问题的家庭联系以后，你为什么不坦白交代”。但是，我自己的头脑里考虑的问题只有一个：我的这些情况只告诉给一个人，你为什么出卖我？！

我瞥过军代表桌上打开的我的档案，在“社会关系”一栏，有“极其复杂，本人未交代。现经揭发，查情况基本确实”的文字记载。

我在当年 10 月被“下放”到南平大凤公社。

在大凤南山，从六哥志忠的来信中，我知道二哥荣瑞因为从台湾带回来两辆自行车，是三青团员，实在忍受不了批斗的欺辱，从所在地三明的大桥上跳了江。想想仅一次与二哥睡觉，睡地铺，半夜我的脸觉得冷湿，醒了不敢动——是二哥流的泪，他抱着我。想想距离他的自尽不过一二个月吧！

在大凤龙湾，我收到过生父的一封信。

在大凤的龙湾、凤池，我偶尔与光华姐通信，她当时“下放”在闽西很贫苦的武平县的一个很偏远的农村。

在那期间，与光华姐的儿子宁有通信，他当时在部队当兵。

在那期间，偶尔有与二哥荣瑞的大女儿小萍通信。

1973 年，我在邵武仓库工作期间，六哥志忠将儿子建敏交我带。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1980 年 1 月 22 日，因为买黑白电视机需要港币，我和朋友去著名侨乡亭江车柄，从他第一句话：“你来做什么？”福州到那里路途不短，找到“下放”在那里卫生院当医生的五哥模勇，时已将近下午五点半。他第二句话：“我没地方兑换。”他第三句话：“回去路上走好，车多，注意点！”前后总共两分钟。我的朋友问我：“他是你的亲哥吗？”我说：“是亲哥。”那天晚上，我们在外面吃了面条，住在亭江公社招待所。

1981 年 9 月 24 日我出差在三明两天，第一天先后分别看望了二哥的孪生小女儿小兰；孪生大女儿小蕙和新婚女婿王泽生；已经调到三明钢铁子弟小学任教的姐姐吴光华；二哥的大女儿小萍、大女婿李明生、小孙女李娟娟。第二天晚上离开三明时，二哥的儿子洪来送行。

1981 年 10 月 2 日二哥的孪生大女儿小蕙和女婿王泽生从三明来福州过国庆节，来我家坐了坐。他们准备去上海、杭州、苏州度蜜月。

1981 至 1984 年，七哥模仁的儿子子羽常到我单位来玩和吃饭，也还为他的祖父、我的生父传递过便条、书报什么的。

1981 年 12 月 27 日，姐姐吴光华的儿子谢建宁在福州支前路结婚，我去参加了婚宴。

197？ 年五哥模勇的儿子学琛在市二医院开刀，我天天送饭给他。

1988 年收到在台北的三哥剑辉的信。其中也大致知道大哥的情况。还知道曾经在他的上面还有过一个哥哥叫风鹏的在抗战末期得脑膜炎去世。

1985年 4 月 12 日我随省经济改革演讲团在省巡回，在南靖的演讲后，我接到生父当日 4 时 30 分八十七岁高龄去世， 13 日赶回福州， 14 日为其送葬。

1989 年 10 月，大姐剑珊去世。

1989 年我帮助六哥志忠的大女儿晓燕去日本留学。

上世纪八十年后到1992年期间，年生母八十几岁高龄去世。

二哥荣瑞的子女：大女儿小萍 1987 年 1 月 13 日喉癌去世，她是个感情很孤独的不幸福的人，才 36 岁。小女儿乖妹去世，她是个看见就笑笑眯眯叫我“八叔”的孩子。儿子洪 199？ 年，肝癌去世。关于洪和我的来往，我有过简单的备忘录，他是我很怜爱的孩子。

1991 年 3 月 10 日三哥剑辉在台北去世。

1993 年 12 月 24 日五哥模勇的儿子学琛从美国回来结婚，28 日会亲宴，请了我，我去了，送了价格不蜚的寿山石雕。

1999 年 12 月末，六哥志忠心脏病突发去世。

1995 年下半年后到本世纪初，五哥模勇过世。

过去，曾听六哥志忠说大哥曾经从台湾回来福州过，五哥模勇和七哥模仁觉得我是“共产党的”“政治人物”，就没有通知我参加聚会。六哥志忠的话，包括抱怨那次聚会他的被冷落的故事，我都当作故事，故事就是过去的事。过世了的人的事不也是故事吗？

对于鼓楼区东门琼河新村九座二幢二楼的我的“血缘”“亲情”，我已有很充分体会，很真切的感知，很理性的认识。

我曾经问过我的生父，为什么你们生了孩子送给别人？他回答是诚实的：“不想养那么多个。”

我的生母曾经说过，在我之后还生有三个，我同胞的妹妹和弟弟被送到育婴堂和孤儿院。我开始寻找他们。我希望我能是一个真实的，不为金钱，不为己利，不为激情、志愿付出的兄长。

如果说我生身的父母留给我什么，那就是生父写给我的一信、一便条；生母将生父使用过去的一个装烟丝的罐给我纪念。当然，他们遗传给了我基因。

我深深感激深爱于我的我的奶娘，我的阿爸——我的娘、我的大；我深深感激恩深于我的我的养父母——我的父亲、我的母亲—— 1985 年 4 月 15 日，当我最后一次走出鼓楼区东门琼河新村九座二幢二楼时候，我反而没有离愁。因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2007-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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