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人，大概大多只能得过且过。

对于他们来说，“生”，即是身子骨和大脑还能动；“活”，也就是还没死的存在。

是在我的父亲故去十二年之后，我才开始看懂老人家在世的最后三四年，阵日囚牢在自己的那小房间里，虽然寿终正寝在那张藤床上，但究竟有千把天是在那张轮椅里坐以待毙的。

如今，倘若想想书架上的《红楼梦》、《水浒传》、《警世通言》，我都还能得到我的父亲体温的传感。

住在城市楼房的高层，那时还没加装电梯，老人家下楼极的慢，上楼得要儿孙背，就连一家人上酒店吃饭都不易，何况任何外出必定得有专人陪护。

所以，家居再明亮，物质再丰足，日常起居全都有亲人无微不至悉心照顾，其实确也只能相当于“秦城监狱”。

坐以待毙，最重要的是缺少可以不断，而且可以随时闲聊的人。

我的母亲先于我的父亲辞世十九年。当年我的父亲不到八十。家里后辈中的成年人个个都自知无能——包括话题、时间、精力、情趣，皆弗如找位可以与之相好的老伴。

我的父亲并非没有丝毫的心动。曾有过一位丧居多年的老姆，很有善意。双方的子女已有动议。但后来由于老姆的儿子担心自己职位县官，因此背负负面言辞，终于作罢。

我的父亲耄耋之年，也正值城里人无红白事亲戚关系不来往的“社会转型”时期，何况那时，父亲同辈者所剩无几，走动的体能更不如意，这么爱来不来，想去没去的，应酬的事便由我们后辈去处理。

搬到新居之后，我的父亲结识了隔壁机关宿舍楼一位稍少几岁的朋友。俩老有说有笑的一段时间之后，我提醒过我的父亲：“李叔自己要来我们家坐，我们当然要照顾好。但是，我们一定不要主动约他来。现在这社会，请人喝喜酒，回去的路上出了事，发帖邀请的竟然脱不了干系，被告上法庭，还得赔。”不知我的父亲有没有注意到这事，只是，我说这话不出三个月，李叔去会另一位朋友，从朋友家下楼时踩空了一层，一下子滚了十来层楼梯，送医院后，还是过了……吓得我的父亲连连：“还好，还好……”

可能，本身已难外出，又无人再来，便使得坐以待毙成了日后的固态。

虽说“坐以待毙”是现在我对那形态的意识，但我五十岁起，就规划了自己六十、六十五、七十、七十五、八十、八十五、九十以后的作、为。

日志、思考、影视、音乐、读画、看书、网游、行旅、探亲……身处的时代、机遇、工具，等等予我生活下去的成本，显然大过我的父辈。照理说，我的收益会比父辈生动些。

2016-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