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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康生在香港

 

    我属鸡。
     鸡兔相冲，我一向是回避属兔的。
     但在我的非常要好，甚至一家亲的人里，偏偏就有三人属兔。
     康生就是其中之一，1963年的。
     康生姓潘。
     和康生认识的因缘是我八十年代的讲座。
     现在能确切记得与之交往第一次深刻的是他向我推荐一本哲学读本。现在这本《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的扉页有我的笔迹“八七年二月二十四潘康生代购于福州”。
     此前，尚能记得清楚的，有一个雨夜，我在于山开讲座，听的人不多，他坐在图书馆报告大厅的最末。关于那本尼采，就是在那讲座后他建议我可以买来读的。
     好像那天晚上他我是一道骑自行车回家，在仓前桥分的手，我往西去亭下山上的爱国路，他往东去工农巷。

     听他说过,他上班做机修的纺织厂离他家不远。
    这样因为听讲座而同路又分道的，可能还有那么二三次。后来，康生知道了我家，隔三差五的来过，认识我的父亲、太太和孩子，算是对我知根知底的特别要好。
     现在能够找到日历备忘录关于康生的，有二则，都关系的是92年我分配到单位宿舍后，他给我的帮助的。“1992年10月27日，晚8:50康生来谈地板木的事,10:00回去。”“1992年11月16日，上午7:30到五一广场旗杆下等康生去新房做地板。工人约好，明天开始铺拼木地板，25日可以搬入。”
     在我从爱国路迁居到黎明之前，康生帮助我的不止是买地板拼木，告知我应该怎么样凉干，帮我请铺地板的师傅，定夺工价，还有劝告我放弃掉已经交了500元定金的光明桥家具城的订做，为我在城门他朋友的美资外企家具公司设计、制造、搬运成套的家具，甚至对于我的书架书桌怎么样叠起组合更有利保护漆面，都一一直接给了我契合。
     此后，康生没了联系。
     再见到康生时，他已结婚生子，才香港回来探望他的父母和寄养在父母这边的二岁大的儿子。太太是在香港的女工。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奇怪，康生什么时候结婚的，什么时候去香港的，什么时候有儿子的，我一概的不知。如果要找到能够说得通的原因就是，他怕给我添麻烦，送礼包红包关系到钱，他不想在他我的关系上有一点俗。
     问题在我之前根本不知道他家的具体所在。
     那天，康生来，带我去了他家。
     原来他家就在我文化大革命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关进去的工农巷原省邮电学校旧址的大院里。省邮电管理局1968年10月遣散了全系统下放干部后，撤消了省邮电学校，学校所在地归当地，房屋分配给了当地居民户。康生父母的家才有了所住。
     康生所住是原来的办公楼和图书室。解放前号称“品园”的一幢二层砖木结构洋房里住了不下七八户人家。
     穿过楼下许多张的饭桌和杂物，康生带我到二楼。房间很暗，很小。他的儿子还在摇篮里睡觉。
     为什么是那天去，那天是哪一天，还说了些什么，现在，我完全不记得了。
     又见康生，应该是97年的事，因为他知道我在用电脑，说他也想有台电脑，学建筑制图。我那时在日资企业，有套建筑效果图的软盘，他说回去香港也要买。
     那一次他提到他在香港可以分到住房了。
     从他那次专门给我送的两盒四片装的影碟《天安门》的“一九九五出品”来推断，最后失去和康生的联系当在96年以后，说不定还是99年，天安门事件整十年想看纪实的时候。
     时间过去又有十年了。与潘康生的联系完全的中断了。
     如果康生要找我，应该容易的。为什么他不找，如果要找到能够说得通的原因，那只能是他不喜欢找单位，他生性少言寡语。
     还有就是他以为我不找他，因为他留了香港的详细地址和家庭电话号码给了我的。所以，我如果不找他，他就不给我添麻烦。
     其实，给兔子添麻烦是鸡——我昨天到今天，翻阅了应该在那里面的康生的地址和家庭电话号码，偏偏没有。
     我还会查找，直到找到康生。
     有哪位我上面所说的福州工农巷“品园”的香港潘康生先生的？

                               

                         2009-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