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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政治】不过握手

执政党的党员执政，为执政而争取成为执政党的党员，这是官宦仕途的必经之路。与信仰的关系究竟有多少，只能扪心自问。      我扪心自问过，所以我一直有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来没有官宦仕途的欲望，所以，我在可以渡宦海，也可以走书山的大红大紫之际，选择了勤为径。      我是一个曾经有国家级大报写过编者按，说是“我们需要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人。

许许多多知道我的人，都以为我是政治人物，想当然我是共产党员。      但是，当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入党时，我猜想他们便有了不便于告诉我的猜想。      我没有加入共产党组织。这不等于我不向往共产党。相反，我忠诚于共产党的事业，因为我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学习劳动工作的，我相信“共产主义”这个理想是人类的理想。事实上，我1950年到1965年经历过我称之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胚胎期”。直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仍然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中国具有这样强大的执政的权威。      当然，我是将政党成员与政党组织分开理论的，我是将政党理想与执政状态分开分析的。      我没有加入共产党组织。这不等于我不曾申请过加入共产党组织。相反，党组织一再要我靠拢，多次派人以组织的名义与我谈心。我是在反复阅读过党章之后才呈递了我的申请书的。党支部在已经安排通过我的入党申请时，知道我坚决要求调离这个单位。于是，对我的“安排通过”也就成了无言的结局。      我到新的工作单位以后，很快向新工作单位的党支部写了以情况报告为内容的《我的思想汇报》。两个月过去，没有音讯。有一天，我在一楼的楼梯口见到党支部包书记，郑重地向他询问此事。包书记让我就近坐在过道旁的几张长条椅中的一张，郑重其事的、胸有成竹的、深思熟虑的告诉我这样一段原原本本的话：“※※同志，你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你是不是有考虑过，啊，我们单位有这么多的老教授、老学者、老专家、老同志，他们都积极提出入党申请，啊，有的同志已经等待了许多年，啊，他们的愿望都还没有实现啊！”      临别，包书记站了起来，握了我的手，走到楼屋的檐下，语重心长地说：“啊，你才来，不用急。总有个先来后到，是吧？啊！”      我看到包书记的灵魂窗户上那两片玻璃在太阳光下闪光。      我笑了笑。      一个星期后，还是星期二，我向包书记递交了我的最后一次思想汇报。其中，有这样的两段：“包※※同志是党支部书记，是很有水平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我理解了他所代表的组织用意。我听过他的一番话，觉得在这个单位要加入党组织，就得像在公共汽车站等车。车一到，车上的售票员就从窗户里大声囔囔：‘你们不要挤！已经上了几个了，你们等下一趟吧！”“我不再在公共汽车站等车了。我的信念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不是车辆。，我沿着我的理想的道路步行前进，我相信我不是独步的行者。”      包同志早已退休，我坚信，他早已忘记了二十二年前的1985年7月2日上午11时13分至27分，在楼梯口过道旁一张长条椅上的那次谈话。      我本可不必记得包同志这么一个人，如同我不会去记住公共汽车售票员不让站上的人挤车一样。我之所以必须说出包同志这么一个人，是想说明我郑重其事的真实。      这不能怪包同志，怪我没有耐心，也怪我性格的嫉不善。      因为我性格的嫉不善，我在中学也没有申请入团组织。      在武汉大学附中读初三，我的同学写了入团申请书，星期六将中午的饭钵给了团支书。我很瞧不起团支书，更鄙视送饭的这人。虽然，他与我有兄弟般的交情。1960年，四两大米饭啦！      说来好笑，现在这位老兄与我谈及当年是他入团介绍人的团支书时，一句“他在文革时，因为参加武斗，被冷枪打死了”，似乎知其必然。      我鄙视阿谀献媚。      因为我评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1986年4月6日的书评讲座上说了：“小说是哲学的思考，是对小说主人公生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的特味年代人之所以被异化的哲学思考。”而被联系到与胡乔木同志1984年1月《社会主攻人遗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自由化有关系。有人以组织的名义告诫我：“你是进过中南海，受到乔木同志亲切接见的。千万不要辜负了乔木同志对你的期望啊！”      你还以为我真以为乔木同志会记得我呀！切！那不过是我与政治握手罢了。

有一位重要的记者在写我的长篇报道下稿时，这样对我说：“报纸可以把你捧上天，也可以把你打下地。你可要自己把握好自己。”      哈哈，我常常是自己的右手握自己的左手。              2007-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