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有的作家提出：宁可给二千人写“阳春白雪”，也不愿为八亿人写“下里巴人”。
     这话显然偏激了。但不可否认，作者的语意在于：写有水平的“提高”，不写一般的“普及”。
     陈景润研究的（1+1），是数论，他是不说宁搞哥德巴赫猜想而不搞应用数学的。然而，他的确是在纯数学中探索。
     由此可见，前者远不如后者来得处世谨慎了。
     然而，也有几个卸砖的工人在建筑工地上嚷道：“妈的！叫陈景润来点个数！”
     由此可知，凡事总是绝对的相对的，除了相对论本身是绝对的之外。
     爱因斯坦写信赞扬卓别林：“公众了解你，你是世界上得到公众最多的人。”
     卓别林复信说：“你的相对论虽然在世界上只有少数人理解，但你获得了整个世界。”
     由此可喜，善意的各执己见，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的文艺评论家是文人学者，用文词修饰他人足底的香港脚与用偏见的目光睨视巫山神女，或以自然科学的法规来尺度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都是可笑的。除此之外，或以戒律来呵斥作品，那就难以令人发笑了。

              1981-07-08写于主讲《当前文艺动态》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