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大阪，一出机场就见到渡边先生。因为他和他的太太都曾经到过中国，在公司当过技术指导，我曾经关照过他们，所以日方派他来接我，很是合适。接连几天，他都在早晨九点准时来我下榻的酒店，把我接到公司去上班。
      渡边先生完全按日本公司的规矩，开车就是开车，除了开始的一句“早上好！”和十分钟以后的一句：“好啦，我们到了！”别的少说，完全不像他在中国时，与我的无拘无束。
      下午下班的时间，因为他们技术部的个个加班加点，我没让他和也很熟悉的其他同事送我，就自己招呼的士往回。我完全理解日本式的人际交往。
      有那么一回，开的士的先生问我：“客人您到金泽还习惯吧？”
      我说：“当然。”
      那五十开外的他笑着说：“我还以为客人您不习惯呢！”
      我不在意，随便说了句：“哪会呢！”
      “东京的人多半觉得我们这地方像乡下，我们这里的人跟乡巴佬似的，所以，我以为客人您也这样认为的哦。”在我的印象里，很少遇到像这么直接与客人拉呱的日本的士司机，一般的都守口如瓶，而这位却哥儿们的可以。
      “也许吧。但是我不是东京人。”
      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下：“不会吧？”
      “我是中国人。”
      “怎么会呢？我还以为客人您是东京人呢！”他的语气里透出真实的惊讶。
      “真的。我就是中国人。”
      “那客人您的东京口音很重呢！”我宁可相信他的话是全真的。因为日本人习惯对陌生人半真半假的恭维。
      下车前我付出车款，他找我钱时毫不顾忌地打量了我的衣著，还来了这么一句嘀咕：“我还真不相信……”
      这事在我心里偷偷地乐了几天，因为我为自己这个在中国连普通话都说得让北京人听不懂的福建人，说出的那几句破日语竟然被货真价实的日本人认作其首都的。
      返回东京后，公司的中文译员神谷小姐工作之余，忽然有一天下班出来公司，就我们二人站在池袋的街头准备分别时，她对我说：“您这些天说起日本语来，特别有意思。”
      我第一秒反应就是这话里有暧昧的贬意：“是吗？”
      “啊，我觉得过去您说起日本语来，有东京的韵味，充满了斯文。”我听神谷小姐说的汉语普通话一点不费力，可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则不能不用神。
      于是，我说：“现在呢？”当然，这问话也很暧昧。
      神谷小姐甜蜜蜜地微笑道：“现在？带着大阪那边的口音，特别有意思呢。”
      “哦，说的是啊，这回去了几天，入乡随俗，也就学了点。”
      回到住所，我总觉得神谷小姐的话不是她本人要告诉我的。作为译员，在科层制度严格的日本社会里，她不具备跟我说这话的“资格”，尽管她的话说的相当委婉。
      四天后，我的这一猜测得到了证实，是董事长在开会后让神谷小姐“想法子”转告我的，因为董事长听得不顺耳。我之所以知道是董事长的指令，是因为我继续这样说，董事长大概是忍无可忍了，单独对我说起：“先生的日本语还是以东京口音说更好啊。”
      不几天，神谷小姐辞职了。这位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的日本独身女子向我告别时，我隐约感觉事关与我：“真不好意思，神谷小姐，是我给您带来了麻烦吧？”
      神谷小姐笑得特别美：“不是，请您不要在意。一个月前我就向公司提交了辞职书的。今天终于得到了许可。真是太好了。”
      “那，神谷小姐以后呢？”
      “请先生放心。我一直在学习日本歌舞，成为歌舞伎，才是我的志愿啊。”她说这话时，那神情真实而焕发光彩。
      “是这样的啊？”我盯着眼前这位不胖不瘦不高不矮三十多岁的日本女子。
      现在，我收藏起她赠送我的一幅演出时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