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这说话之间，“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已经成为过去。
     那事连同扶老携幼过马路的许多真实，我是不止十次八次地亲眼见过的。不是在电视里，那过去还没电视台那秀家伙的呢。
     1958年，我上初中一年级，《政治》里有内容，考试有考到的——警察是国家政治机器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警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那时候，哪晓得什么专政，只知道机器、工具。
     所以，我这人平生从不太靠近大机器，别说糊弄了。工具，最多也就小号老虎钳、平口螺丝刀、小榔头什么的。
     所以，我交道的警察也小。
     通常我们习惯了说“打交道”。我这里可是谨慎，不能“打”警察。是和警察“交道”。
     何况我交道的警察第一个就是在交通要道上遭遇的。
     那警察狠狠地踢了我一脚。
     不是踢我的蛋。是踢我自行车的后灯。
     1985年4月28日，星期二，上午7时10分。福州市仓山区仓前路。整条路交通全部塞死。赶七点半上班的千人车流拥堵得左右对峙，前后夹紧。我记得，在我后面三四十米是个十字路口，有个岗亭。人们企盼着交警快来疏通。大概过了半个钟头，后面人群有骚动声，是一个警察来了，大家竭力挪开车辆，好让他到前方。一下一下有人叫嚷“不要啊！”，“怎么能这样啊！”
     还不及我挪动，车就猛地被他从后面重重地踢了——“走开！”警察呵斥。
     “你把我车灯踢破了！”我大声对已经在我侧面的他说。
     “你去告我吧！”他继续踢一车扩一处过一辆。回应的也不过就是“你怎么搞的！”，“哎呀！哎呀！”。
     我这人生性较真。
     干脆我就先停着。待到路通了，车流正常了，警察回岗亭了，坐稳了，约莫十分钟了，我把车推到岗亭。
     岗亭是圆的，下面是水泥墩，上面是玻璃窗，靠人行道这面有个门。
     门没关。
     “民警同志！”
     他转过上身，扭回头来。“你要怎么样？！”显然还记得我。
     “你刚才把我的后车灯给踢破了。”我语气平和到极度。
     “你想怎么样？”他半脸警察地说。
     “不怎么样，没有车后灯会被罚款的。”
     “不就是塑料做的嘛！一毛钱的，你还要怎么样？”他满脸警察地说。
     “第一，你得赔我；第二，你要赔礼道歉。”我十分有把握。
     “嘿！你这人神经病吧！” 他满脸警察地笑。
     “神经病你也有的。你牙齿痛就是一种神经病。”我已经决定今天上班迟到。我没有去纠正他，他的意思应该是说“精神病”的。
     他当然从来没遇到像我这样的人：“你真是会说笑话！”
     我微笑：“这样吧，民警同志，我现在搭公交去上班。傍晚我提前下班，到你这里来拿车，”我一边说一边锁了车锁，上走两三级台阶，把钥匙搁在他的桌面：“我相信你，你名字是‘警察’，姓‘人民’。”
     我没有回头，所以我不知道他什么表情神色。
     下午，我四点五十到这里。
     已经换岗了。
     我的自行车也没了。
     我问在岗亭里剪指甲的另一位警察。他说：“你去我们队拿吧！”
     他说的是区交警支队。我知道就在这个岗亭斜对面的二楼。
     我无所畏惧。
     我看到了一楼过道上许多自行车堆里有我的车，灯还是破残的。
     我找到一间“队长办公室”。门大开着。两位警察面对面坐在办公桌旁。一看报，一喝茶吸烟。小房间里白烟脏气。
     我轻轻扣了扣木门。
     “你什么事？”毕竟多少大小是做领导，坐领导办公室的，有样子。
     “同志，我的车后灯……”我刚出口说这半句。
     “哦！就是你呀！进来吧……哪个单位的……”旁边就有一把椅子，我故意眼睛看着它。“喂！说你呢——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他顺手拿过一本本子，翻到空白的一页：“写在这里吧！”
     我站着，弯下腰，开始写。他：“你这个人不吃苦头不知道……嘿！你字写得很漂亮啊……你叫什么名……”他接过我写的，念了我的姓名，抬头看了看我：“你就是……啊！……请坐！请坐！”
     他把我写的递给对面的。
     对面的：“你抽烟吗？……来一根吧！”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误会”，“我们一定要重视自身队伍的建设”，“真是对不起啊！”，“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到家”，“你怎么会骑自行车呢？……真没想到你会骑自行车……”。
     大概说了这些。
     我记得，我也说了类似“如果今天换个人”，“其实，你们一线的民警也很辛苦”的话。
     这中间，看报的那人出去了一会儿。
     没多时，他们送我出大门。
     我骑的车后灯红得新。

     我说完了。
     今天，没吓着你吧？

          2008-07-14  以后还有好几次的与各种警察打交道，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