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弟：

想了好几天要不要写这封信，到今天午休后才确定下来。

写到夜晚应该可以了结。

至于写的怎么样，我既无法预知，也不想做任何的掌控，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自我厌恶。

在我的想象中，如果我用口述的方式来倾诉，没有哪一位正常人能有足够的耐心，听完我冗长的病中吟，包括你。

所以这里没有致阿琴的名。

也所以，我不在越洋电话里讲述，而是文成字样的篇幅。

这样我写我的，你看多少，皆各自由。

事情是这样的：我病了。

外表跟健康人没有两样，甚至看起来，更壮实，更有活力。

2017年的下半年之前，我开始注意到自己的问题，下半年渐渐地意识到犯的是病，而确定患的是“精神多样创伤无法愈合症，晚期”则是2018年的现在，确切的日子是：今天。

今天，距离2006年12月14日《春秋农事》第一篇日志的出面，还有五天，就足十一年又一个月。

之所以又扯到《春秋农事》，是因为现在才觉悟出我当初所自设的三个自问自答题：“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怎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我以后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是在做患者的自述、病因的门诊分析、处方的探讨。

所以，我的自述会有杂思、散笔，还有小说、书信，对话、学问、披卷，乃至照片。

也所以，门诊分析会有“三门自在”那样的“修持”。

而试图采用诗歌、游记、音画，都是“标”，并非“的”。

感觉这十一年来，看似不大见效的经历，却到底有了今天这样的确诊，是量的积累给出了质的结论。

我接受这一结论。

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结论。

因为它真实而完整：

病毒在我9岁那年，邻居大我几岁的女孩，她告诉我“你不是你妈生的”那一刹那，开始侵入大脑、内心、灵魂。

而这一岁数，是林黛玉进贾府至死没有离开的开始。

自那以后，这一病毒变态成多种多样，概说成两类：对自己的怀疑、对别人的不信。

我本应有的与生俱来的免疫力，消失殆尽。

虽然我当时还不晓得有林黛玉那么个人。

11岁下半年以后我有七年的时间，过着名为“求学”，实是躲避可能随时被找回原本生家危险的寄人篱下的借居生活。

也是那年岁，听说《红楼梦》的我，看过露天电影同名的越剧，不喜欢。不喜欢戏，不喜欢咿咿呀呀，不喜欢眼泪，不喜欢女扮男装，不喜欢女人。

在我能够阅读《红楼梦》的岁数，二十初，我已结婚，已有孩子，我会因为《葬花词》而感同身受到咿呀，会在黛玉焚稿时有同情和叹惋，会在看到黛玉断气前最后一息笑说“好”字时感触“悲极”，而最无法控制落泪的则是贾宝玉雪地拜别父亲的那一身猩红……

并无生病的丁点感觉，我以为手脚的冰冷不过是时正冬季。

现在看来，我对婚姻的随便、不适、恐惧、抵触、反抗，在年轻轻的青年时期，就已经感染了尚不致命但足以悲剧性的病毒，包括类似从来就没有好感的林黛玉角色，贾宝玉的色彩。

这样的色彩，在以后的几十年长宽厚薄的宣纸上泼洒，而我在饥饿时把它一片片地撕开，咀嚼病毒，吞咽病毒到肚里。

我患了严重的抑郁症、狂躁症，含广泛性、社会性和强迫性的焦虑症；含抑郁症，以及心境恶劣和双相情感障碍的情绪障碍症。直接造成长达四年多的夜夜失眠、心悸。

即使这样，我仍不以为然，直到发现脚踝肿了，脚面也肿了，才继而不得不关切到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的接踵而至。

良医不少，药方数剂，好像有效。又仍然此不是，彼不是，左右不是，上下不是。于是，自以为是：命当如此和命不该如此。

我几乎几近自虐、自暴自弃，一次次地企图自杀。

我开始，或者是“我开始更加”信以为真于“命”，但又基于所有的不适、恐惧、抵触、反抗，我高傲地、矜持地、暴烈地偏不服“命”。

偏偏在那样的时候，我一次次地把近似研究的李叔同和弘一法师翻箱倒柜出来，直面与他讨论在长亭外，在古道边。

我去西域，去寻佛，以为那里最近佛国。

我皈依，几乎想在那座古寺终身，圆寂。

我请高僧开悟，好让我走一条生死般若的捷径。

我想象佛祖会帮助我解脱今生今世一切的困苦。

结果，因果并不对应。

这一系列、一连串的行为，都无法阉割掉长在我大脑里固有的思想睾丸及其不断分泌出的荷尔蒙。雄性激素更加活跃到极致：在摒弃林黛玉眼泪，不作贾宝玉叛逆，不学李叔同削发，在行旅无法让我把一切舍弃在野外之后，我回到斗室，再又过起闭户蜗居差不多于世无欲无望的生活。

我写。

我的写啊，现在看来，是在查病。

我的写，不就是在自我刮骨疗伤吗？！

九弟，今天，我才晓得，为什么我能一日不辍地写了十来年，而别的亲友们做不到这样：因为大家都是正常人，我不是，我严重的病人。

我过敏，脆弱，讨厌林黛玉，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酸；我不喜欢贾宝玉，却只差吃胭脂的厮混；我了解到李叔同的根本，几乎可以与他在晚晴室共同“悲欣交集”！

今天，我还活着，健在，接受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祈祝，却自知病入膏肓。

以上。

九弟存之。

三哥

2018-01-09   七十三虚已矣，启七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