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家说他长得有点象高仓健以后，他竟然一发不苟言笑。她生怕他总有一天要憋出病来，就笑他道：“可惜呀，你一辈子当不了日本电影演员。”他却反唇相讥:“那怕什么，只怕你连这长相都没有呢！”她唾了他一句，“呸！你真阿Q！”他听后冷冷一笑：“阿Q?阿Q又怎么了！你不也是阿Q的后代吗?”
           ——吕小珲(女，1960年出生，浙江省文成县人，工人)
 
     文化，既然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不言而喻：第一，无论学校教育的系统有多么完善，门类有多么齐全，师资有多么雄厚，知识有多么丰富，一个人纵使学历时间悠长、学业成果硕大，也只能获得它的极其微量的内容。第二，社会拥有文化，一切生活于其中的人，都必然要受它的耳濡目染，并自觉地、不自觉地身体力行着它。简而言之，一个人所受的文化影响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接受学校教育，另一方面是遵从社会模式。
     青年的人际关系为什么要遵从社会文化模式，中国的社会文化模式有哪些因素对人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呢?
     我先讲一件往事。
     1982年1月，我因病住医院治疗。每天都有十几位青年朋友前来探望。他们大都带来食物，奶粉、麦乳精、水果、水果罐头、蛋糕、威化饼干……东西多得足以开一小爿食杂店!说来未必见笑。
     大家送得自然，我也收得自然。中国人生了病，中国人不送点吃的，又送什么呢?过去，凡有亲朋戚友生了病，即使不住院，我去探望他们时，不也是全送吃的东西吗，再看看这同一病房里的其他三位病友，不也是个个以收人家的食物而领了人家的心意么?与我对面的一位病友是来自香港的先生，他所得食物的总量足可以开个真正的食杂店。每日里，他的太太清理这些东西时，既喜又愁，时不时地要说上那么一句，“这可怎么得了哇！”
     多听了几回她的感慨，多瞧了几眼我的“柜台”，我使象嚼青橄榄似地嚼出了“怎么得了”这四个字的韵味——得了，就是不得了，不得了，就是得了；得了人家的物，不得了(就是自己无法还清)人家的“心”；只要自己不得了人家的“心”，人家也就得了我们的心。
     《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我告诉那位太太这些“心得”后，她“受益匪浅”，一定要送给我一张立体音响画片，而我不得不又一次“得了”。
     那画片是很精美的。画面上有一群中国人在欢舞。只需晃动画片，所有的人就会活动起来，同时画片会传出悦耳的音乐。画片背面印有一排汉字：“你我同一片天空，同一块土地。”
     几年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这期间，我探望过许多亲友，也接待过许多亲友的探望，往来之间，依然是以种种食品为主的礼物。因此，我每每会记赞赏它对“仁”的基本精神的概括。
     宋代，朱嘉在《论语集注》里注道：“仁者，爱之理，心之德”。这一解释，揭示了“仁”是以爱人为出发点而逐步扩充的一种美德。它说明，作为美德的“仁”，在家庭中表现为爱自己的亲属，在国家里表现为爱千万个百姓，在社会上表现为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以及珍惜别人的东西如同珍惜自己的东西一样。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文化受儒教的左右极深，儒教认定“仁”是人际关系不可更易的道理，所以有了“仁道”的说法，而把能够用仁道来与人交往相处的人，称之为“仁人”。理学家将“仁”视作“天理”的核心。中国古人最初造“天”字，取“大”字为下，是因为“大”字三划交叉于一点之后，可任意延长各条而不再相交，有无限量的意思，而在“大”之上划一横代表天，“天”限制了“大”，所以天是最大的。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注释：“天，至高无上”，这就隐含着中国儒教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至于世人称历代帝王为“天子”，而使帝王之理为“天理”，那就更加暴露了封建社会人治的根源。     因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传统将人际关系的基数放 置在“二人”的关系上，所以纵使新中国成立之后，儒教虽不再作为指导中国人的思想，但其影响仍然不轻。
     首先是“二人”为“一对”的观念根深蒂固。两人相处，各自将另一人称为“对方”，因而，“正确”被说成“对”，“错误”被说成“不对”;表示道歉说是“对不起”，无愧于别人叫“对得起”；应付对方为“对砰”，对付的办法称“对策”；相隔着空间的另一边谓“对过”……更因为“对”是两人相向，所以只要有一人犯有错误，就会觉得“没脸”去见对方，只有得到了对方的谅解，才感到对方“给面子”或“留面子”，等等。
这种“二人”、“一对”的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虽强化了中国人的上下级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却削弱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前者对社会的稳定性起一定的牵制作用，后者使一个人对他人的依赖性有增无减。
     其次，“心”是沟通人际关系的渠道，为众人所非常重视。人与人相处得很一致属“心心相印”；彼此之间思想相同而不公开说出是“心照不宣”；两情相通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对他人的想法能充分理解称“心领神会”；朋友可靠的被说成是“心腹之交”，把两人的思想感情无法通融的原因归之为“人心隔肚皮”……由于“心”被视作人际关系的渠道，所以，一个人虽然有“心”，只要对方无“心”，自己的“心”也就无济于事，人也只剩下了“身”，于是便有了“身不由己”、“自身难保”、“杀身成仁”、“身单力薄”。“束身自好”、“立身处世”，等等。
     这种用“身”来表示生命、用“心”来表示感情的观念，构成了中国人的良知系统，用“心”来照顾对方的“身”，自己给人以“体贴”；而“身”一旦得到他人用“心”的照顾，便“体会”对方为“自己人”。前者使人际关系的亲疏好坏显而易见，后者让无数的“身”集合编织成一张张的人际关系的网络。
     上述便是中国社会文化人际关系的模式吗?是的，但不是全部的模式。
     青年人际关系一定会受到传统文化模式的影响吗?是的。这有三个原因。第一，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中国古老的文化既是渊源流长的江河，便无法用滤清器一次性将其糟粕剔净；中国古老的文化只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进步，当然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喧腾起最现代的潮流。所以，一切中国人都当然地“浸泡”在中国的文化里；而置身于人际关系网络就更是必然的了。第二，文化具有民族性。我们可以比较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
     对人际关系的意识，可以借鉴、吸收外民族先进的文化，批判、改进本民族落后的文化，却无法舍本求末，倘若一概丢弃了本民族的文化而全盘接纳外民族的文化，那实在不过是换一种模式罢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二人”“一对”的观念为例，自己称另一人为“对方”，这个模式的利弊，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如果按美国人的说法One or the other,我们很容易觉察到英文中的意思“一个整个的个体与另一个整个的个体”，非常强调人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因而赞叹美国人的“自我”意识很强，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普遍反映美国人际关系的冷淡和个人精神的寂寞。第三，社会舞台对每一个角色提出“程式”的要求，角色为了避免与社会舞台的不协调，就只能按“程式”表演，而“程式”便是模式。
     美国已故的哈佛大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的研究》一文中，有过关于文化模式的一段相当精彩的论说：“由于传统的作用，也由于人类关系的复杂性，即便是一些简单的事物，哪怕如同动物之所需者，也都得裹上一层文化模式的外衣，动物饿了，只要能吃它就吃，而人这种动物就非等到开饭时刻不可。一日三餐，恰似汽车一样，是人为的结果。打喷嚏乍看象是纯属生物学的现象，但其中却发展出一些小小的习俗，诸如说一句‘对不起’或‘多多保重’。不同文化的人们，或者同一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都不会以严格相同的方式打喷嚏。打喷嚏是在某种文化网络里结成的生物行为。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很困难的”。⑥
     中国的社会文化模式既然是存在的，那么，它有哪些因素对人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呢?
     经济性文化因素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是最根本的影响。中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漫长的封建农业经济，是以家庭生产劳动作为物质生产的基本单元，而通常家庭的生产劳动工具既简陋又落后。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为数众多的人来承担，男性身强力壮，尤为家庭中的主要劳动者。因此，中国传统家庭以“人丁兴旺”为安慰。一个家长掌握农事的安排与劳力的分工，既无须与他人商量，也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于是权威自然摄制家政，下对上自然服从听命。因为需要劳力，所以不必节制人口的生育。因为人口不节制地增加，经济越发亏欠；因为需要男劳力，所以男人当牛作马躬耕于田野;因为重视男劳力，所以牛马不如的女人更要克己以体贴男人。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前进，这种旧社会的景象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作为文化的因素，如同人体的遗传因子，只要有繁衍，便定有滋生的机体，今天，无论是乡村的人，还是城市的人；不管是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对“权威”的崇拜心理虽略有淡薄，却仍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要表现出来。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立了许多国法，但法治仍未能全面实施，而人治不仅相当普遍，甚至还有不少人寄希望于一人“说了算”的“青天”、“大人”。虽然，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国策，“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大众传播从未间断，人们却仍然喜欢男孩，“既不是为农田劳动所需，也不是为传宗接代，”而是“生个男孩心里好受些”的思想在起作用。由于许多用人单位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领导者不愿意招收女性劳动者(包括女大学毕业生)的现象相当突出，实际上仍然是封建农业经济文化“重男轻女”思想的翻版。
     在人际交往中，经济性文化因素对中国人的影响，还表现在用“心”去评估对方的“身”价。中国人至今仍将“富”与“贵”相连，所以，连当今的梁上君子也要将自己的仪表，打扮得“富”态些，以便对方认“贵”为尊。虽然，我们已不至于再象先辈那样，将“贫”与“贱”相连，但担心贫困者“打扰”的心理，并不比现今在世的长者少。由于讲“身”价，所以以首长的车型评论其级别、以女子的聘金评论其婚姻、以路人的穿著评论其地位、以旅客的住房评论其角色、以领导的职务评论其轻重……然后以相应了。中国孝道思想，从唐尧虞舜，经周公、孔子、孟子、荀子、墨子、法家以至唐律以后的法律，论述文献汗牛充栋，发挥尽致，中心在于立此为“德”。它们所说的“德”当然是合乎封建社会的德。我们能够因为多数人不知晓“孝”、“悌”为何物而不重视它的潜伏和暗流吗?我们今天的青年，固然不讲“孝”，但仍重视与“孝”孪生的“顺”，顺乎不符合社会主义思想的旧观念，顺乎社会上沿习的封建的、甚至是迷信的风俗，顺乎所谓的“人情”，顺乎所谓的“世故”。我们虽然也会力求挣脱，但因为“一个人对自己和群体的团结一致是抱着肯定态度的，他避免产生孤独之感”，⑧所以就会遵从于这样的文化模式。这是抑制感情的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对家庭人际提倡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八互”(即周恩来总理利邓颖超同志总结的，互敬、互爱、互学、互助、互让、互谅、互慰、互勉)、兄弟和睦。
     以社会而论，古之朋友属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后，与前四者并称为“五伦”。由于“二人”“一对”造成的人对人的依赖性，所以，迄今为止“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世语并未新说：“仁”虽无人多说，而与“仁”并提的“义”却仍为众多青年所推崇。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经在四十年代后期撰写的《男女有别》的文章中，探究过中国人的“义”：“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同性方面去发展。变态的同性恋和自我恋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确说;但是乡土社会中结义性的组织，‘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亲密结合，多少表示了感情方向走入同性关系的一层里的程度已经并不很浅。……可惜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感情生活太少分析，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⑨
     社会主义文化倡导人与人之间建立亲密的同志关系，相互培养志同道合的友谊。
     这种感情性文化因素，只要有人存在，它就必然要渗透入人的内心。社会风气似乎仍然受到它对人际关系的非一般性的影响。
     对人际关系起影响作用的还有礼俗性文化因素。“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⑩中国是礼仪之邦，人对礼俗性文化因素的遵从是“人情”的具体表现。我们今天自然可以不必遵从古代礼仪的繁文缛节，但“以礼相待”，是“礼所当然”的；送人以礼物，“礼轻意重”，让它承载着自己的真情，表示与对方的联谊，这毕竟是社会的文明，也是社会主义的文明。
     今年清明时节，我偶然在公墓祭扫亡母的骨灰盒时，遇到那年与我在病房相识的某太太。她的先生已经去世两年了，此次她特意从香港归来为先生的亡灵祭慰。我将新买的一束鲜花轻轻地安放在她的先生的骨灰盒前。她虽无言语，却禁不住又落下两行泪珠……我是见不得对方哭泣的，一出那停灵室，赶紧将头抬起去看阳光和白云。
     那泪珠洒落的，是你我同一块土地；
     这抬眼望去的，是你我同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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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解略）
    
       （1988年9月出版《人与人》—7.在人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