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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正直谁倒霉，谁拍马屁谁得逞！我敢说，您不敢把我的这句话写到您的书里去，因为您怕有的人说您的不好。我吗?我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说实话的孩子。也许，就因为这样，有人将来会说我“不老实”。“不老实”是什么意思?相当于“不听话”。不听大人话的小孩是不乖的小孩；不听“大人”话的人当然是坏人……瞧！我不就倒霉了吗!即便这样也没关系，您要是真敢写我的这句话，请您一定署我的名！
——郑平畴(男，1966年出生，福州市人，中学教员)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因为重视“仁”的二人关系，所以对自身的评价甚少，倘若一时半刻在外因的作用下有了自知之明，便是“贵”了(顺便解释一下“贵”。“贵”，字的偏旁是“贝”，先秦以前的古人用贝作为货币，秦以后废贝用钱，所以“贵”有价值的内涵)，正中了古语所道的“人贵有自知之明”。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因为重视“仁”的二人关系，所以在“自我”意识不完全成熟的同时，对他人持久地存在着脐带未截的依赖性，评价本身的事也就只得寄托于他人。他人如果说:“啊，你这人真好！”自己于是就“真好”，还因此觉得对方也是好人，相互间从此便“合得来”了。他人假如说，“呸！你这人真坏!”自己虽然并不因此“真坏”，却从此觉得对方才是“真坏”，相互间当然是“合不来”了。
可见，道“好”说“坏”，直接关系到人际关系的亲疏。无怪乎，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学会了既不说违背事实的假话，也不想得罪他人，每逢需要对某人的道德加以评价时，总是微笑(据心理学家鉴定，在将近一百种的笑中，微笑的含义最丰富。在他人来看将莫衷一是)。
既然道德评语的“好”、“坏”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如此直接，如此重要，如此幽邃，那么，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作为伦理之词的“道德”，其概念并没有因为历史的变革而有什么大的变化。古人说“道德”，泛指人的行为必须遵循的原则(“道”)和进行省察该情况时的有所得(“德”)。今人讲“道德”，是指社会用以调整个人与社会总关系和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但是，作为伦理主体的“道德”，其内涵已经随沧桑的变迁而发生了实质性的更易。历代天子以己之言为被统治者道德原则标准，即成“天理”，命天下百姓万众遵循它，格守它，凡有反抗者都为“天理不容”。于是，道德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国人的法宝，箍紧黎民糟糠的咒语。社会主义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最高尚的道德，历代劳动人民创造和积累了优良道德品质，这二者在新中国都作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精神财富，都通过社会舆论、各种形式的教育和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而成为公民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为社会的安定团结、为家庭的幸福和睦、为个人的健康发展，自觉遵守与维护的行为规范。
道德既然是规范，那么，它就具有统一于一体的两面性。一面是它对人的行为提出行为的标准，另一面是它的行为标准被人们所接受，并用之对个人的具体行为、甚至行为的动机进行评价。苏联伦理学著名学者Ⅱ•B•科诺瓦洛娃在《道德与认识》一书中概括说:“道德判断的主要形式是评价判断。评价是和价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评价的行为先须纳入价值，确定一个人对对象、现象或者其他人的关系。价值谓词(好的、坏的、道德的、不进德的、公道的、不公道的、正义的、不正义的、等等)对被评价的对象、现象、关系给予评定。因此，确立起对判断对象的某种态度。这一态度、立场，是用肯定的或者否定的立场，是用‘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来进行评述”。①她认为：“在这一态度里包含着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赞同或者不赞同;另一个因素是积极性(兴趣)或者消极性(冷淡)。②科诺瓦洛娃的道德判断理论概述(包括道德判断的形式、评价和价值谓词、判断者在判断过程中确立起的对判断对象的态度、评述态度的用词以及态度本身的两个因素)将有益于我们探讨道德评语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1987年8月19日，初中三年级学生林涛（化名）前来找我，请我为他做心理分析。他告诉我说，他的一位任课老师有一次发现他在上课时跟同学讲话，就把他叫了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他说：“你以为你爸爸是法院的副院长，上课就可以讲话啦！”他很生老师的气，觉得我是我，我爸爸是他自己，我上课讲话跟我爸爸有什么关系，怎么把我爸爸也给扯上了！于是，他不仅上课还讲话，而且下了课还闹得这位老师不得安宁。他说，他恨这位老师，直到现在只要他听到“老师”这个词就讨厌。
我向林涛(男，1972年出生，福州市人)做了以下的分析，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学生上课讲话。学生上课讲话是不遵守中学明文规定的“上课不讲话”的表现，虽然只是一次，但至少这一次是坏的。按常理，老师对学生上课讲话提出批评，目的和用意是希望学生改正错误，遵守课堂道德，即公德，这是好的。但是，那位老师(据林涛说，是年青的女教师。作者有意提示，她也应当包括在受人际关系困惑而需要解悟的青年人群里)，却在批评学生错误表现的时候，“株连”(林涛在说明情况时，用了这个词)到与此表现无关的学生家长，强调了这位家长的“官”职。可以断言，这位教师对学生不道德行为的判断，在态度上是消极性因素为主导的“反对”，其判断是不正义的。这位教师之所以强调家长“官”职，她的目的和用意可能是对官僚主义、不正之风进行批评。假如在另一个适当的场合，以正确的态度和积极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那她将是正确的。然而，现在她在一个不合适的场合，以一个具体的“官”，作为宣泄对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不满情绪的对象。我们平心静气而论 (因为我们大家都对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极为气愤)，她的行为却是不正确的。至于学生的以后的表现，无论是从动机目的而言(“闹得这位老师不得安宁”)，还是就行为的表象来看(“不仅上课还讲话”， “而且下了课还闹”)，都是明显的错误的。
在分析这位心理病人的精神障碍时，我还注意到，个人对自己想力求达到的目标虽然是正确的，但只要个人为达到目标的手段是错误的，那么事情将沿着逻辑的轨道抵达“错误”的站台。这是因为道德目标价值与不道德手段价值产生冲突，道德目标价值被不道德手段价值吞噬的结果。我之所以有此注意，是因为我注意到“社会心理学者Rokeach将人类的价值观念分为两种，。目标价值是个人对其所欲追求之目标所持的价值观念；‘手段价值’则是个人对于达成目标之手段的判断标准。在一个社会中，个人可能追求的目标包括，金钱、财富、地位、权势、爱情……等等。他可以用来获取这些目标的手段可能有许多种，可是他的‘手段价值’却使他有所为和有所不为”。③由此可知，给予目标以目标价值估价的是人的人生观，而给予手段以手段价值评价的是人的道德观。
1985年7月间，我在做“农村青年在改革开放中的精神文化需求”课题调查时，曾经在经济贫困县罗源的一个村子里，几次听当地的农民们议论一个名叫黄丽珍的女青年怎么怎么的“坏”。概括起来她的“坏”有三种表现：一、父母给她说了十一门亲事，她没相中一门，“挑三拣四”。二、有一次跟几个女青年一起去省城福州，“竟敢”一个人“花三块钱”(“这简直是腐化”！)进舞厅去看人家跳“扭屁股的舞”(我听得懂，那种舞是迪斯科)。三、人家偷看过她的日记(“这怎么不行！”)，那里头写着什么她要把一切给什么人，只留下什么薄纱，“真不要脸!”至于“生活作风”，“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你想想，这种女人会没问题吗”！当然，“不 能否认”她是农村最聪明的女孩，要不怎么就她一个人读完高中呢!当然，“长得很水”(意思是水灵，很漂亮)，就因为长得“水”，所以。“招风引蝶才有本”！还有，当然，她很会赚钱，跟她爹一起搞食用菌栽培，她爹的技术全靠她，所以她爹拿她没办法;唤，“差点儿忘了，全村48家，就她家有一台电视机”，原先天天夜里，她屋里挤得“连放屁的空档都没有”，现在呢，自从那些“丑事”一传，“谁还敢挨她”……
象黄丽珍这样的有理想、有文化的青年，却受到不公正的道德评价(要知道，这样的道德评价曾经使福建省顺昌县的三位豆蔻年华的女青年集体轻生！而因这样的道德评价曾经下过决心，放弃自己人生目标追求的男女青年还少吗)！要追溯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回到个性问题上去。
在个性中，有一种叫“边际个性”(或称“边际人格”)的类属。它是专指由于社会文化冲突而导致的生活失调、不知何去何从的心理特征。美国社会学家柯尼格说，有着边际个性的人生活在新旧双重的文化生活中：“一方面他享受着双重文化的某些优点，得到祖先所得不到的满足；一方面他又被两极化的价值所撕碎，感受到祖先所难有的痛苦。这种人竭力要挣脱传统文化的枷锁，因此不为祖先团体所容;同时他又竭力拥护外来的优势文化，但不能入其堂奥，因此又不被优势文化所完全接受。”④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施托奎斯对“边际人”的描述是，“这种人脚跨两个(或多个)社会，心理摇摆不定，在他的心灵深处，对这两个世界，同时怀有去留之念、爱憎之感，但份量不同，一强一弱。”⑤台湾学者韦政通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中说：“中国的启蒙人物，多半是属于边际人心理的……到了这一代，边际人格似乎更普遍，也更严重。这一代的年轻人，传统对他有利，他就取传统；现代对他有利，他就取现代。自由恋爱是现代的，所以他们不要父母干涉;对父母的经济依赖，他们照样视为当然。在学校里，希望老师对他们的行动采取开放的态度，可是学习的态度，仍固守着传统的呆板方式。依我看，这都是过渡性社会里边际人心理的反映。他们对传统西方，对新的方式和旧的方式，都缺乏真切的认同感，因此造成价值的虚无感。”⑥当我们引鉴韦先生的这段对台湾当代青年的描述来看大陆青年时，我们立即感到同种同文的中国人所受传统文化的至深影响。大陆青年现今也有不少人有着 “过渡性社会里边际人心理的反映”。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由于台湾的社会过渡方向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的大陆社会过渡方向是共产主义社会。海峡两岸的同龄青年将各自西东。迎接朝阳东升者，因为将捧来前景的雄壮，人生的价值自然是充实;而送别夕阳西下者，因为将挥去后路的悲壮，人生的价值自然是虚无。二者又岂可同日而语呢！韦先生说，他“写到这里，恰巧看到泽人的《科学主义和价值中立》一文，文中的例子，可以为我所说的‘价值的虚无感’提供一点佐证。他说：“有一位哲学教授，在课堂上询问学生们，有没有对道德的体验?内心曾经有过对善恶分辨的经验吗?有没有经验到一种道德义务感?所得的答案竟是：‘没有’——‘道德只是一种习惯，或社会的压力，并没有所谓的道德标准。’”前面列举的黄丽珍，却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记住“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足见她不仅有着对道德的体验，有着对善恶分辨的经验，有着一种道德义务感，而且在暂时的不公道的道德评价面前，有着强烈的人生价值的 (包括目标价值与手段价值都是正确的)自我意识。我想，韦政通先生、泽文先生和那位哲学教授可能面对大陆同胞青年的这种“贵有自知之明”而欣慰吧！
在健康个性的主要特征中，性格正直虽然只占总级数的2%，然而它所遭遇到的错误的道德评价常常是60%,70%,80%,90%，有时甚至达到100%！“性格正直的人受挫折”，几乎要成为历代的“传统”。正直，既为人人所赞赏，那为什么正直的人其人际关系绝大多数又较紧张呢?这里，我们不妨用道德评价来评价正直的人的行为和行为动机，同时用规范判断 (即科学上无附加条件和障碍的判断)来判断人们对正直的人所作的道德评价。
正直，以公正而不偏邪为内涵，以坦率为表象。内涵要求正直的人在与人交往、为人办事之前，首先就必须将“好的”、“道德的”、“公道的”、“正义的”作为行为的道德目标价值，而表象则要求行为具有相应的道德手段价值，以保证道德目标价值的兑现。
正直之所以往往受挫折，首先是在于正直的人以己之欲，推而广及所有的与自己交往的人，过高地要求人人都能以与自己相同的道德目标价值作为各人的(也是大家共同的)道德方向。但实际情况却是，与正直的人交往的人们，相互之间有着种种的目标价值和手段价值、道德目标价值和道德手段价值。因此，当正直的人对他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价值与己各有不同的同时，与正直的人交往的人们将作出各自主观的判断，“我认为这是好的”，“我认为这是坏的”等等。真可谓志不同道不合，理不同声不和！逻辑学家把这类表达主观意见的判断叫做“人称价值判断”。也就是说，由于人们的主观思想、判断的标准不同，与各种人交往办事的正直的人所以才受到第一种挫伤。
即使用“先人称价值判断”(“这是好的”、“这是坏的”等)，虽然表面上看来没有人称价值判断那样突出当事者的态度，但它既不能肯定合乎真理，也不能排除同样谬误。因此，逻辑学家不可能把“无人称价值判断”归结为关于事实的论断。
假如，我们对“人称价值判断”的理论形象化为某人对正直的人狂喜地说，“啊!你真是个好人”，而另一某人却愤怒地骂:“呸!你真是个坏人”，我们就很容易看到正直的人对此二种道德判断的否定(因是正直人，当然有自知之明，不偏听偏信，也不折衷)。同样，我们对“无人称价值判断”的理论形象化为某人对正直的人一味地打哈哈:“哈！哈……你真是个……哈哈哈！”，正直的人能由此得到什么判断呢！
正直之所以往往受挫折，其次是在于道德的价值判断不仅仅依赖于事实的本身，而且也依赖于整个价值体系，其中包括对正直的人进行道德评价的人们的立场、态度、观念。说白了，假如权威的评判者以个人对正直的人的疾恶(有可能是因为正直人的矛头揭发了权威的某种不道德行为)，那么在权威的面前，正直或者受挫折，或者缄口不语。
只有当众多的人都以正直的态度、正直的立场、正直的观念来评价正直的人时，事实的本身才得到公正的道德评价。
1987年“五四”青年联欢晚会上，我参加了一场化妆舞会。我戴着一张什么也没画的脸型纸，静坐着，仅是透过脸型纸上的两只小洞眼，看着舞场上一群面具人的跳舞。我想起“个性”的拉丁语persona的原意“面具”，觉得人类哲理的玄妙……
就在这时，一位戴着玉皇大帝面具的青年来到我的面前，很庄严地问道：“请问，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暗自好笑——连上帝都不认识我了！
我遵循礼节的道德，站了起来，躬身答道：“我是个普通人。”
于是，上帝与我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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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苏)斯港瓦洛娃《道德与认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32页。
②同上，第133页。
③参见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黄光国《价值观念与犯罪逻辑》，台湾“中国论坛编辑委员会”主编《面对未来W沉思》1986年出版，第178页。
④参见(美)柯尼格《社会学》，台湾协志工业出版公司1973年出版，第270页。
⑤同上。
⑥参见韦政通《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台湾水牛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第16页。
（1988年9月出版《人与人》——９.人的道德评价判断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节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