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桃园结义,是因为历来的信义的罕见;墨客之所以提笔理论真正的友谊,是因为生活中许多友谊并不真正。假如您还承认马克思终生仅有恩格斯全身心的交往;假如您还记得普希金在《友谊》中对友谊的贬斥;①假如你还知道鲁迅书赠瞿秋白的佳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那么,请您不要再告诉我们已经知道的如何择友、如何交友、如何待友,而要告诉我们,人世间的人这样的多,为什么真正的朋友却这样的少!
——钟湘闽(男,1964年出生,湖南省安乡县人,矿工)
既然人的本质需要人际关系,人自然要与家庭的成员、群体的成员、社会上的陌生人做终生的交往;既然人在“自我”意识到来之后,在置身社会舞台之时,在与社会疏离之中,必然遭遇此种的心理冲突,人就当然要追求一种既能调适、又可同化、更有利于合作的人际关系,它既不受有限的地缘所局限,又可在业缘之内或之外,甚至在于血缘之上,这就是“友谊”。
人们彼此称呼与自己有友谊关系的对方为“朋友”。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警世通言》,在首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开场白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古来论交情至厚,莫如管鲍。管是管夷吾,鲍是鲍叔牙。他两个同为商贾,得利均分。时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为贪,知其贫也。后来管夷吾被囚,叔牙脱之,荐为齐相。这样朋友,才是个真正相知。这相知有儿样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②可见,这朋友,有层次高低之分。以好处和心意互为给予或接受的双方,是彼此都很了解而有友谊关系的“知己”)以内涵(个性)和需要(思想)相互披露或对应的双方,是彼此相当体贴而友谊甚深的“知心”)以(外在的)声音和(内在的)思想互相寻求并吻合的双方,是彼此达到共鸣而友谊极深的“知音”。“知音”层次最高,以下顺次为“知心”和“知己”。
朋友的任何一种功能作用,即使算不上全面的知己,却也是朋友,所以人人皆有朋友。由于人有向上之心,而知心、知音层次甚高,既得朋友者理当对他们抱有追求的欲望;可是,知音须逢“患难”,须得“付出重大代价”,既得朋友者自己已是慎之又慎,自然一则难得他人自愿声气相求,二则也不敢苛求他人相与,这样,大家也就以寻觅知心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只是,这知心得要“腹心相照”,谈何容易!更何况要甘当朋友“情绪的垃圾桶”(谁都往垃圾桶里倒垃圾,谁都不愿当倒垃圾的垃圾桶)!
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所以才将有限的知心者捧着典范,世代相传;所以才将友谊作为人类社会沤歌的一种永恒主题。
笔者认为:
首先,现代工业社会使人与人中期性直接接近的可能性大大地减少了。
本书在前面已断续地介绍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使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居住将不再是终生厮守一处,套房单元住宅对人居家生活的闭锁,都市化社会节奏的增快使人的生活几乎没有“空闲”之时……
这里,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就是社会服务关系的增多,使人与人相互接近的时间大大缩短,交往程度变浅。当社会工业不发达的时候,交通的不便,使在一个社区生活的人,难于寻找不同的服务机构为自己服务,如固定在一家理发店理发,只能找唯一的一家手工好的当地裁缝店制作衣服,只得在一家餐馆炒菜饮酒。天长日久,服务的双方彼此就有长时期的接近。甚至同在一起等候服务的顾客,彼此间也会因此而熟悉起来。社会工业发达后,交通的方便、商业的发达、人员的流动,使人从此可以在社区之间选择,可以在多家服务单位中选择;许许多多的服务的双方,也许仅此一次接触后将永远不再相遇,例如乘客与司机、旅客与各行业的服务员。人们因此而失去了需要用长时间来观察、交流、了解对方情况的时间,失去了“体验”对方与自己友谊关系发展的机会。
人们因此而失去了寻觅和选择知心的许多社会条件。然而,许多人也因此而发现短暂接触中的人们,彼此很少虚伪。人们可能对某地某时遇到的某人印象深刻,假如此人的态度和行为是自己未曾见识过的“好人”,那么,自己有可能因为晕轮效应而过高地评价他,希望他成为自己的知心,然而,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由于对方并不以他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作为要与我们互为知心的表示(因为他可能曲于职业的道德,对大家都这样),所以,在短暂的接触之后,我们便感到世间的“无情”和知心的难觅。
知心,作为友谊,虽未必都要终生相为,但这一交往绝非短期的人际关系,而是中期性关系。传统上以邻里、同事和较稳定的社会群体中人们的交往为知心之源。现代都市化社会中,邻里住宅若是套房单元式的建筑,人们相互间为了不发生矛盾、相安处事(这当然是好的),普遍采取回避或深度交往的态度。工作或其他群体的人们,也为了不发生人际的矛盾而采取各干各的办法。所以,有相当多力求找到知心的人,实际上是将寻觅知心的最可能获得的环境大大地排斥掉了。
其次,现代社会观念的变化,激发人本能的竞争或对抗,人际中的相悦心理有所减弱。传统的封闭式社会,人的活动范围有限,尽管人人的信息量都不大,但由于彼此间少有竞争,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彼此间一则较容易接受对方的态度与意见,容纳对方的观念与思想,二则在通常的情况下,不仅对他人的为人处世感兴趣,而且常有较坦诚的赞许或批评,从而取得对方的信任。这样,已是朋友的双方就有了相悦的心理和融洽的可能,从而达到知心的境界。现代工业社会化的社会,其本身的竞争,激发着现代人以积极的态度接受自己未曾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人虽然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思路因此较传统人更广阔,头脑开放,但总的中心目的是为了适应竞争。因此,“自我”意识愈强,人际情感沟通的纯情心理便受到非坦诚的心理挑战,一方面以自己的意识揣度对方,造成“同理心”,想必对方正是自己竞争的对手,所以不愿意以坦诚的态度对他人的为人处事表示批评或赞许,甚至凡与竞争、对抗无关者,自己很少投以兴趣,或者根本无兴趣可投,至使对方因得不到自己对他的评价,而不得知他留给人们的价值印象,不敢冒然要求建立知心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将对方往往视为竞争对手,所以当对方以“逆耳”之忠言直率对自己发表意见、批评;规劝时,自己的心理往往处于保守状态,将它们拒之己外。以保护竞争中的自尊心。
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人们尽量希望不因竞争而公然对抗,喜欢彼此你好我好,友善相处,宁可以回避来保持差距,也不肯以亲近成知心相照。这样,即使相敬如宾,也无非是若即若离。
第三,现代人在社会交往的详细指标划分中,不容易找到各项指标评价都能达到相似的人,以期建立知心友谊。在人际关系中,一些社会交往的指标显得相当重要,例如容貌虽然明知“人不可貌相”的道理,但“第一印象”往往产生相当重要的“首因效应”(参见本书第135页):兴趣、思想、态度、经济收入、文化修养、职业、学历、年龄、生活环境、家庭、社区、宗教信仰、民族等都很重要。这其中,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社会的条件。在工业社会化前的农业社会,人们各自的指标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都不会太高,层次划分也不多。如思想,可分的大致有活泼和呆板,或先进和落后,或觉悟和觉悟低等类型。人与人相互间可比度小,相似处多。所以要做到“话”能“投机”者固然不多,但“酒逢知己”者却为数不少;能“情投意合”者尽管很少,而“英雄所见略同”者倒也很多。但是,现代人价值取向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了。价值的多元和价值的分层致使社会交往中的人,对社会交往的指标划分甚为详细。例如思想,不仅以原有的类型划界,而且每个类型又可分作诸如激进、活跃、灵活、多变、极端、辩证(此些均在原指标“活跃”下析解而成)等等详细指标。人们甚至会根据某一问题所得的双方指标答案是否相似来决定彼此的亲疏。例如,同样对绘画艺术感兴趣的人,不仅可以因为双方对油画或是中国水墨画的喜欢、不喜欢等态度,来探测对方的兴趣,甚至还会就某一位画家或某一幅作品,双方所发表见解的相悖而各奔西东。这种指标详细划分的结果,使双方指标数相近的可能变小了,人对他人的认同的可能也就减少了。
第四,人对互补的意识在竞争中加强,一旦互补的条件与机会消失,友谊的类系则渐渐解体。人的遗憾在于人的种种不完善。因此,为了得到充实而求完善,交友中的互补便成了重要的契机。其中包括个性、意识、态度、行为各方面的各个问题的取长补短。竞争中的人,为了完善自身,学他人之长处,取他人之经验,借他人之学问,借贷他人之资金等等,只要对方乐于相助,均应视为无可厚非的。但由于竞争的本身要求,人必须多变(指思想、方式、方法,而不是信义),而流动性、时间、环境、问题之多等等,都不可能得闲以“砍大山”(北京人俗语,意思是漫无目的、漫无边际地聊天),只有在有事时才“登三宝殿”。人们难以体谅、理解对方的这种苦衷,便可能将对方的进“补”视作“利用”人;倘若自己将长处“补”了对方之短处,往往在对方一时疏忽时,误认为自己是被对方“利用”了,从此淡漠了情怀,知己不成,就连朋友也“看破了”。当然,现实社会中,因为有人要利用人,而有的人又甘于被利用,双方各有图谋,双方各有行为,双方各有互补,只是在此事完结后,一切交往也就无情无义可言。这实在不是朋友,可这类人,偏又口口声声以“朋友”、以“肝胆”、以“老朋”相称,终究沾污了“知己”的名声,使欲求知己者,视无事者为不洁,当然也就无一知己了。人们虽然可能因为某种或某几种原因,而感叹“人人皆有朋友,个个都缺知心”,咏叹出略带无奈的感伤。但,凡咏叹者,必是欲求知心的有心之人。既然这咏叹者为数众多,那么有心的人会少么?个个有心,知遇便在于灵犀的相通。
人类无论是昔日的刀耕火种,还是今天的铁臂银锄,目的无不在于稼穑中的收获。当希望所在的沃土,已开放出工业社会化都市风韵之花,谁不渴求收获友谊之果呢!
利益的知己,相提并论者只在眼前,因为苟合的需要;
情感的知己,相依为命者也只在现实,因为生命的有限;
唯有成就的知己,相知恨晚者并不在于今日还是将来,因为真理的永恒,
但,无论怎样,人总是需要人,需要朋友,需要知心,尽管知音难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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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世纪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友谊》:“何谓友谊?酒后轻易的烈焰,/说人坏话的自由会谈,/闲来无事相虚荣心的交换,/或者就是遮羞的情面。”参见《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下集),江苏人氏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82页。
②参见(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581年出版,第1页。
③原文收于张春兴主编《年轻人的感情世界》,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85年出版,第31页至32页。
(1988年9月出版《人与人》——14.人际纽带上的症结之一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