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起，我们家搬了六次。

1956 年我们家从胜利街搬到梅峰坊16号，这是我知道的第一次。

之前我们的家，我的父亲说过，是福州沦陷前，随同我的伯父一家，扶携我们的祖母，从杨庄村逃到南平的，时间是 1941 年。

胜利街在那年代，是南平县唯一的一条以“街”为称者，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其名“天河街”。

对于我们家来说，在胜利街住了一十五年，而从我的出生年到这次的搬家，我则在此度过了襁褓、幼稚、童年以及年少过半的十年。

梅峰坊16号是县邮电局建的宿舍，依山势从峰顶往岭下共三座，每座双层住房，木墙板作披羽状，上为“人”字型的瓦盖，又附有单另的厨房。若以灶口计数，每座应该可供十六户安居。

就住房的分配来看，四五口之家者，可分配到通道两侧面对面的一大一小间。

大不过 12 平方，小只 9 而已。

我的母亲有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怀念胜利街：房间大过梅峰坊的三倍，还有好到就跟亲戚似的邻居们；上街买菜两个“字”就可以来回。

我很为福州话里对时间而言的“一字钟”、“两字”困惑，直到小学算术课学到“时间”，画面有数的“字”了，才明白，“一字钟”说的是 5 分钟，“两字”就是 10 分钟……

从梅峰坊去胜利街买趟菜，来去“没点半钟是没得回的”！

之所以要搬家，应该因为：第一，胜利街的柴埕厝斜得厉害，下雨瓦顶漏得没处躲；第二，胜利街的厝是私人的，而梅峰坊的是公家的，厝租都是 2 元，新房端端正正没要担心的；第三，梅峰坊距离我的父亲上班仓库的普安堂近，少走的路程恰如我的母亲买菜所增加的距离。

从胜利街搬家到梅峰坊，有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的一副双人床架，一张双人藤床；我晚上打临时铺的五块板；一张全家人吃饭用的正方形杉木桌，六张楠木排骨凳；一张我写字用的杉木矮方桌，一张楠木小矮凳；一只 1× 1 × 2 立方米的杉木衣橱；一张杉木双抽屉写字桌，一张杉木小桌；还有陪我的母亲出嫁时的两只羊皮箱和一只木漆梳妆匣；再就是一只老旧的藤箱，还有我的祖母在世时曾经使用过的针线小竹箩，里面有针线、碎布块、竹尺、顶针；一张草席，一对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结婚时添置的漆皮枕头，三床棉被，几件衣服，以及锅碗瓢盆和一口瓦陶大水缸、一挑水桶、一把竹筒水勺、四根晒衣的竹竿。

1973 年初夏，因为我被“五七干校”遣返回原工作单位，虽然再又被原单位发配到闽北山区的邵武县，但终究能把户口落在福州，而按政策家属也可一同随我迁移户口，所以有了我们家的第二次搬迁。

这应该是一次庆幸南下更甚于父辈那次逃难的北上。

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离开生活了三十二年的南平，心情的复杂，我是站在从永福门码头驶离的轮船头，眼见与二十几位邻居相互挥手时的场景，有了深刻印象的。

照常理，“家”是有住屋的。我们的这次搬家却无“家”可归！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屋。

我的母亲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娘家。尽管这时我的外祖母已经过世，而已守寡十几年的大妗仍然以极大的喜悦，让出了两间租室的主间给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

从南平运回的全部家当，也还是从胜利街开始的那些，多了一副我结婚时的双人床和一张写字桌。

安顿之后，我以无限感谢毛主席的衷心，去了战备仓库。后来，着实又以“父母年老，无人照顾”为由，一天一封申请报告信，连续三十七天寄到福州，“领导头都被轰炸了”，终于1976 年盛夏，再被原单位“同情”，调回“以工代干”。

一个滂沱大雨之后，同单位的我义父之子凯告诉我，他们家住的爱国路 5 号是市邮电局管的宿舍，以前是英国的领事馆，大院里面有座单独的破木屋是废弃的花房，可以“先住进去再说”，只是“找工突击把屋顶的瓦片翻盖，其它以后自己慢慢收拾”。

我如获至宝，按“计”而行，一天成就。

直到我们家住进去几年，也不曾有谁来找过我“谈话”。

我听邻居们说：没自来水，要到上面大房子挑水，是一件麻烦事；第二，房子太破，木板都生白蚂蚁，住进去不安全，而且家具会被白蚂蚁蛀掉；第三，最可怕的，是门前“现在的那片菜地”，解放初是枪毙人的地方，“死了多少个不知道”。

虽然如此，这第三次的搬家还是让我在风雨飘摇中住到1982 年。

1982 年，市邮电局计划在菜地上盖宿舍楼，我住房的地方也一并被规划。

毕竟这时候我已经是所谓“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市局与我所在单位的省局协商，在同一大院的侧边角，由我单位出资，盖一单层的过渡房让我们家住，等新楼盖好，两个单位“以房换房”，原地分一单元给我。

于是，作为“拆迁户”我第四次搬家。

近在三十米，家具什物如数而已。

这单层单砖的松木框架屋没有厨房。来了一班门生，在山坡边“垒”了个灶窝。

没有厕所，马桶倒，自挖坑。

1985 年，第五次搬家——住入人生第一“个”单元楼房。有厕所，有厨房，三间套，还有阳台！

家什多了一张我第二次结婚时，义父最小的儿子钦打造的一张大沙发，用毛巾毯做的罩面。

少了两只皮枕头，一只旧藤箱，一只木漆梳妆匣——实在都太破了。

这一年我离开了原邮电系统，到后来的单位任职。

也是这一年，我的母亲走了。

后来的这个单位 1992 年分配住房，我以自己的“得分”获得了一套，同时将邮电系统的住房退了。

1993 年入住，在市中心区，这是我们的第六次搬家。

除了那口用了几十年的水缸没搬，其它都悉数装卡车，还多了百册书籍，多了一台电冰箱、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

搬到新大院的那天，在楼下空地上，见一位相互不认识的男士问：“这是谁家的，这么破的家具，送去烧火都没人要……”

扔吧？五十年，承载过我们家人的多少往事。

2015-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