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怎么也无法集中，今天的日志上午开始写。一开始居然写出“陶渊明的‘山重水尽疑无处，柳暗花明又一春’……”。这是历年仅有的！
     这些日子，先去广州，见了小三云儿，后来闽北，就了老大平儿，有大儿媳阿丽伺候，又和儿孙一处，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本应是很惬意的。但却在哪里也不是，魂如秋叶，大有落罢归根的疾欲。
     我把问题的根源追究到家室的装修，甚至觉得不应该彻底搞装修，只要安装防盗网即可，那样的话，我现在已经在家。但是，现在，合同是1月31日交付。还有足足两个月。
     我没告诉了平儿和云儿，更不告诉阿丽。免得孩子们自责孝顺得不周。孩子们有工作的压力，有社会的问题，有生活的负担。我是养尊处优的人，再添得孩子们的心事，就不该了。
     我什么也不说与他们，连往常喜欢说的做梦的事，现在的也没说。
     这些日子怪梦连连。午睡时有，晨醒前有。一清二楚的人物、事件、情节。梦不凶险，也无离奇，我之说其“怪”，是所梦的这些人物，我并无日思，即使曾经写过他们，那也是十个月前的事了，何况有的连写也没写。
     所梦的这些人物，有我的姐姐和姐夫，堂兄弟，一位我二十多年前熟悉的女人和三位我好象有见过的女人，还有就是胞兄模仁。分别在四天的梦里，每天一个梦，一组人，活生生的。
     早几天的中午，梦见姐姐和姐夫的新居。有间房子，老大的，没有锅灶，不像是厨房，却有张好大的擀面台，面板是人造的，贴纸面的，一头宽，一头窄许多，呈长长的梯形。姐夫在擀面。他面对的窗外是堵白墙，墙檐的瓦片上爬着些青藤。好似苏州民居的一隅。姐姐道：“去外面走走吧，珞珈山你也好久没来了。”于是，我和我同去的什么人一起出去了。
     后一天的黎明，我醒来一次以后，梦见有人急敲我家的门。不等我门开大些，一拨子的人就窜了进来。我定神一看，原来是我的大堂兄文豪，大堂兄的妻二嫂，三堂兄端阳，四堂弟文正，五堂弟文平。像是为我的伯父送葬才回的。那二嫂将头上的白孝带扯下，众人皆向我索要十万五千元钱。我说是的，原先大堂兄寄存在我这里的那些钱，被我挪用装修了房子，现在没得还，只好写张借条。大堂兄应允。吵闹终于安静。接着是文正见我有一辆自行车，问我怎么样，我说已经坏了许久，他说他会修理。我也就让修去了。
     昨天中午，梦里四位女性，一位是我极熟悉的，另外的三位也面熟，像都是我义学的门生。都着了旗袍的，那极熟悉的坐在我书房的一张椅子上，三位站在后面，都好开心的嬉哈着。见是我到，她们便不再说笑，像电影画面的切换那样缓缓地淡去了。
     今天七点四十五，手机短信铃声过后，我再睡。只见二十来岁的七哥模仁坐在床上，偎在被窝里，床旁站立着一位比我和七哥更年轻的，七哥笑着对我说：“这是老九，我的弟弟，也是你的弟弟。他以后，就住你那里吧！”那人也就自顾自地去了。
     圆梦的人应该是会有解析的。四个梦，四个去了，或死者，或活人。
     即使不解析，我也能够察觉，这四个梦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与“房子”有关。
     由此足见，这房子的装修给我的精神压力是多么的大而深刻。
     当然，这四个梦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与我连日所去的棉花源无关。
     真是无关？
     我觉得是有关的。这关的关就一如四季的棉花，不是棉花的棉花。
     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人人都需要的，又都像是人人都在敷和着我。这莫名的惆怅袭得我无助到在大山里大叫过一回，非是鬼哭，却似狼悲怆的嚎！
     行到水穷处，才知道东流的绿如蓝，竟是我六十一年的泪！
     一向极是坚强的我，一向极是自我的我，唱一句“陶令不知何处去”，当不作很是无奈的老套活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