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荔枝蜜》，从作品主题思想、内容表达、文章结构到写作手法，影响过多少代，多少人，若要统计，是完全可以通过中学《语文》课本收入有它的时长，和各届学生的人数，作出大约估算的。
      作者已经死了四十二年。
      一位1937年“七•七”事变后，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奔赴延安根据地，奔赴华北前线，随八路军转战南北，直到胜利，1946年秋，再以新华社随军记者身份，转战华北各地，参加清风店、石家庄和平津战役，以至新中国初建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艺部长， 1950年12月，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奔赴抗美援朝战场，1954年调中国作家协会，先后任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理事会秘书处中国书记、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等职，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也因此“文革”初，即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
      按说，1913年生，要是还活到现在，他可是97岁的老寿星呢！
      但是，他死了，早早的死了。不是喝多了荔枝蜜死的，而是喝了大量的安眠药的。“1968年7月底，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领导谈话，均遭拒绝”于是，这么一位现、当代文学史都留有青名的作家，“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终年55岁。
      一位山东蓬莱城的人，以他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和普通的劳动者，作为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创作基调，使笔下的散文代表作《荔枝蜜》沉浸着甜美，《蓬莱仙境》如诗如梦，《雪浪花》一海激情，然而他的死，却在荔枝蜜旁被灌以苦涩，却在大自然的仙境中押进现实的地狱，却在踏着雪浪花之时被浪滔去了风流。

      我有一本他的散文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月北京印刷的。里面收集的60篇，我在当年4月10日一买到它，不几天就全都阅读完一遍。重读《荔枝蜜》时，情怀依然，于作品，于蜜蜂，于开头，于中间，于末段。
      有相当长的年月，习作写些文字，从刻意的模仿，到受潜意识的驱使，多多少少有借物寓理，融会人“我”，立志要达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境界。在今天的青年看来，我的青年是“幼稚的”、“受误导的”、“受毒害的”、“失去个性的”、“不知道有自我价值存在的”。只是，我自己迄今，乃至现在我写东西的笔法，虽然有了大的变化，但即使再三反思，也没有过对“曾经”的批判，就如我从不曾因为今天的穿着，而去耻笑原始社会赤裸裸的人类祖先。
      如果说，今天这人还在的话，即使有过劫难，他的《荔枝蜜》还是那场景，还是那人物，还是那对话，还是那思想，还是那主题，还是那树、那蜜蜂、那蜜，也还是有最后的做了个梦，但他老人家或许不会在创作时，把做梦的时间预订在当晚。
      仅此足已。

      时下的青年是很难理解我们那个年代人的语言的，包括文人的他与养蜂员老梁之间的对话。因为我曾经听过类似的交谈，我自己早先也曾经这么的讲过，所以，不觉得他们的话语有什么不真不实。同时，我学过这样的常识：散文是文学创作的一种，他的真实不同于新闻报道和会议记录，以及调查报告的真实，因此是允许加工的。今人不应该因为创作时留下的有雕琢痕迹，而强加其“误导”的坏恶，将之从语文的历史馆藏精品展上搬走。
      有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的人，能持有辨证唯物主义基本常识的人，不会以为自己今天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
      倘若以今人的一斤等于10两，批判先人的一斤等于16两，以至要把凡是不合10两写法的文书，一律从古、近、现代簿籍中拿掉；倘若以今人的公元纪年，批判先人的朝代国号纪年，以至要把凡不是公元纪年的文书，从史书和档案中拿掉，那么，历史谈何而来？知识所剩几多？
      不因为要有多高的文凭，才是知识。记住祖先、记住斤两，记住今年是哪一年，也都是有一定知识的人。
      《荔枝蜜》里养蜂的老梁，就是很有专业知识的人。
      照文中所说的推算，老梁今年也差不多才七八十岁，应该健在呢！
      老梁，你还还记的，六几年那时候，在来过从化的人里头，有个叫老杨的吧？
      记得啊？！
      老梁，你知道老杨他叫什么名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