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易”，意思可以是不容易，有难度，也可以是不变，不改变。前者还可以分作：一，书来的有困难或受阻，是为“来之不易”；二，书之不易读懂，即不易读之书。后者则是就读书人的意向、决心而言的一种态度。
      想就政治另类读书之不易，记点我的心得。

      因为执政当局把允许和大力印刷推广发放的政治类书，说成是“正面的”，“革命（行动）的”，归之为一类，那么，一些不许发行的政治类书，则是其“反面的”，甚至是“反动的”，视为另类。假设意志清醒和智力足够的读者，在完全没有先期政治意识形态的“正”、“反”前提下，仅凭自身阅读的各种书籍，来判断现实的或历史的被所以的叙述和言论，那么，心得有可能出现四种：或一如执政当局的；或大部分如执政当局的，也有小部分不同的；或大部分不同的，又有小部分如执政当局的；或完全不与执政当局相同的。所谓的不同，很有可能是自己的见解，尤其是现实的亲在者的或历史的当事人的。
      幼儿最初并无以性器来区别自己与他人性别的知识。只有经过实体的视觉，才渐渐有了男女有别的人类类别意识，随之有了性别的判断：与自己一样性别是同性和与自己不同性的为异性。
这好有一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别，再怎么伟大的，再怎么崇高的，再怎么道德模范的，只要是意志清醒和发育正常的人，每个人一定会在对自身性器和性行为感兴趣之后，对某个或某些他人的，尤其是与自己异性的人之性器和性行为有知晓的欲望。在一个只能是裸体的原始部落社会和一个允许裸泳的浴场，人们相互之间可以直观，而在禁止裸体的社会、公共场所，既要看到其所要看的，又不能因为违禁而被绳法，那最有可能和有见效的办法只能是偷窥。

      政治另类读书之不易，首先是只能在“正面的”压力处境中，偷偷摸摸地寻找其所禁的“反面”来阅读。这样的阅读从性质而论，仿佛偷窥。
      书的来源有四：境外带入禁地、借阅、网上偶见、地摊买卖盗版。带入时海关严查到则会被客气地强制没收，借阅的来源非极信得过的至交而难得，网上偶见是因为少见而且只有邮购商的封面和价格介绍，并且所出售的也都是禁地里的盗版。这种盗版，在大城市的少数地摊夹杂在其它书本堆里暗卖。
      买盗版书，既不能类比买春，也不象买赃，更不是买毒品，而是买在“正面渠道”买不到的禁书。
      一本境外出版社出的书，台币、港币定价在200元的都少，一般在400到700之间。即使托人侥幸带入，薄收入者能买几本？盗版的，出价人民币30元的，讨价还价15或20一般可成交。
      论价值，政治另类书的物值在于所言是亲在与当事的，应该包括事件、人物、人物与事件的互动。至于有些乌七八糟的编造、道听途说的拼凑、以春性发泄的，当不在话下。
      我买地摊盗版书若干，以署真名的、亲在或当事人所写的为最值得看。
      这类书，对于我这个非其人其事的研究者，只是希望从中了解其人对我这等年纪也曾经的那个时代里、那一事件中之叙事、论事，而已而已，顶多再感觉些政治人物的共性和个性，从而多些对人性的认识，并无收藏的目的。当然，如有一日可见其人那事件的翻覆，再把书来对照，那意义应当又是有了的。

      政治另类读书的识字知句容易，但为什么仍可以说是“书之不易读懂，即不易读之书”呢？
      难的是其人所说，乃一面之辞。事实乎，非事实乎，合事实几多，难得求证。
      却是多少读些总比只读一书，即以为是的，要有补益。
      或许我读它时，已有大量“正面”的批判针对之，反而因为有了“反面”，得以参照。
      有的当事人的观点，不一定是我已有知识的，甚至我不会同意书中的评说，但立说者对人物、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的铺陈，以及结局的叙述，若是我所不知的，或知之不如它写来的详细的，我就当作故事看，有趣。有趣必须以它不戏说才有看点。

      一个人，生活、学习、劳动、工作、居家在这个国兴国难大几十近百年里，必经国之大事若干，并受执政当局心身的影响，甚至严重，而能知其领袖者、重要当事人、亲在者的所述，不再做蒙在鼓里、盲目平生的愚民，是识字读书人应有的求知欲。
      连远古的人类，在还没有文字前，都在求知性器与性行为。他们以画图和形象物的具象，来表达自己对本性与异性以及性行为的认识。
      这就是汉语言言必曰及的“国家性质”、“国民性”、“党性”云云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