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的《这么来看蒋介石予张学良的情义》，友人看过，知我因读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写《给宋美龄》、《给蒋经国和蒋纬国》、《告全国国民》的三件遗书后，很神伤良久，想必那遗书是很要看的，便向我索要新的文字，让我细谈之。
      那我就顺应一篇。
      现已知的蒋介石遗书，共有四件，全文都公之于世了。
      除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带卫队对蒋介石实行了“兵谏”，暴发史称“西安事变”之当天，蒋介石写了以上的三件，还有的第四件，是1975年3月29日的。

      这第四件，是心力衰竭等多种疾病的蒋介石，在病榻上口授的一份笔记。也就是一般所称的遗嘱文本。末处有“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文字。
秦孝仪是蒋介石在任时的机要秘书。
      此笔记后的第七天，1975年4月5日，正是中国的清明节这日，蒋介石先生逝世。
      那笔记的遗嘱就成了公告的《遗嘱》。全文：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重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比较1936年12月12日蒋的遗书，我读之后，这篇并无感动，大不过政治人物的政治语言的政治信念与所行之政治总结而已。然而，三十九年前其面临兵变，个人生死不测之日，遗书之亲笔、之行文，所表述对事、对人、对世、对民的思想、感情，就我所有读过的世界各国古今领袖、政要、伟人之遗书，无一能那样使天地动容的。
      有共产党人评论这三件遗书是蒋介石威胁张学良放他的伎俩。
      政治往往使政见者完全不顾人性，偏袒自己的偏激，思维的定势固化，彻头彻尾的偏见。

      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失败，怪毛泽东从来不按常规打仗，归因也属其军人、军事、军机、军术的偏见。包括他对实际已经是敌人的共产党张学良，坚持固化儒家忠义的思维定势，固化是自己的义弟不可能跟共产党的杨虎城同流的思维定势，才活活地被自己的义弟“汉卿”在骊山虎斑石后捉住，随行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军政大员全部被杨虎城部下逮捕，自己先被押送至西安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后迁居张学良公馆，这就是“‘兵谏’停止国共内战，一致抗日”的过程。
      但是，同样是公告国民，撇开政治敌对的立场，就文句的要意、文章的主题、文本的文性来看，我感觉到蒋介石1936年12月12日《告全国国民》的凛然大义。其全文：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国民革命军万岁！”
      我有共产党员宁死不屈，在刑场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卖国贼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声口号后一声枪响，再一声口号再一声枪响的银幕画面印象。那么，换成蒋介石的在西安，也就不好说蒋是在演戏，是艺术形象了吧。

      1935年，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孙中山先生的学生、三民主义的信徒，历史的蒋介石重申“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并相信“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
      我是1946年出生的，活过六十多年，第一次读到“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真还脊梁骨不敢挺直，满颜流汗！
      当然，站在与蒋介石敌对的立场，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就不好说今天社会的腐败现象，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提出的“明礼义、知廉耻”的结果呢？或者，我们的现今已经背离了历史毛泽东言论呢？

      任何领袖都必须造作。蒋介石的遗书《告全国国民》有多少是秀给后世的，对后世——起码对台湾现政，有什么意义，这已经不是我就文学的意义要谈及的。
就文学的意义而言，人之将死，其言是最好看的，因为人有哀怜的人性。
      瞿秋白《多余的话》，将笔墨遗留在他的革命和进步的色彩浪漫、内心热情、信念执着、思想苦闷、前途困惑之纸页上，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他之所写，被长期视为非共产党式样的文学文章。
      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遗作写道：“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者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生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做是我精神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热烈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他一直是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我们的典范，我因此而瞻仰这位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一生清贫，而又一身崇高的志士情操。

      蒋介石1936年12月12日《给宋美龄》、《给蒋经国、蒋纬国》的遗书，则实在得全文仅用352个字：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父 十二月二十日”

      就内容而言，二件皆侧重在当时远在莫斯科的蒋经国、柏林的蒋纬国与宋美龄“是你们惟一之母”的关系上，纯属家事的安排。至于生死，已置之度外。
      我之所以在13日所写的那文字里，说我看三件遗书后，很神伤良久，正是因了其中非文学色彩的亲情血赤，一个父亲爱子永恒的万千记挂，结晶成剔透的嘱咐。“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九个字，包含多少人际的纠葛、血脉的关联、已往的家史、可能的将来和将来的处事处世，甚至其中有一种我这么一个平民为父者都有之的哀伤悲戚和求怜。
      在“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句里，我则读出蒋的现实和法定意义的夫妻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和“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的一世情缘中不得不存有遗憾的遗愿。
      蒋有三次婚姻，在与宋美龄结婚前已与元配毛福梅夫人，即蒋经国的生母，协议离婚，二婚的陈洁如夫人，为后来应允迎娶宋美龄，而避去美国。因此有“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句。 
      蒋纬国的生父是戴季陶母亲是日本志士否之生身之谜，不关本文所及。但，有一点史实必要交代的，即他与蒋介石从来是为父子，也一向称戴为义父，这便是遗书所以“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的句由。
      嘱咐经国与纬国两儿的意义，在于对宋夫人“尽其孝道”，“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可见作为父亲者，蒋介石先生对儿子的牵挂和作为夫君者，他对妻室的爱情和绝对的信任。

      至于兵变，我评说过，蒋介石三件遗书终无一字谴责、怪罪其义弟张学良的，“这实在是蒋的以义气为重了。”今补充一点，看那句“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或许，还有一种不屑将其他的不义玷污了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最终一纸。
      说内心话，在读过蒋介石三件遗书，我戚戚然之同时，还因知了它们的遭遇，而倍觉得政治伎俩的不仁、不义、卑鄙和龌龊。
      蒋介石当天的三件遗书，交给以私人身份来西安联络的宋美龄之兄宋子文，望转交宋美龄，但被张学良扣留了。
      12月15日，蒋介石写给宋美龄一信，交给第一副官黄仁霖转寄。黄仁霖是奉宋美龄命，随同蒋介石的英籍澳大利亚人顾问端纳，一起在兵变后赶来西安了解真相、深得宋美龄和蒋介石信任者。
      此信与前两份遗嘱内容相当：
      “兄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为余妻之丈夫，亦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归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与纬国两儿既为余之子，亦即为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但余妻切勿来陕。”
      这一回，张学良不但扣留了其义兄蒋介石的这封信，连黄仁霖也被扣下不准回南京国民政府了。
      这信事，蒋介石1936年12月15日记有记，而西安三件遗书则有1938年12月13日的日记内写道：“本日捡得前年在西安寄妻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录之。”又在12月20日的日记中云：“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西安遭难时告国民之遗嘱，特录之。”    
      此已西安事变二周年是矣。

      大约是本世纪初，蒋介石孙蒋孝勇的遗孀蒋方智怡，将她保存的蒋介石日记和蒋经国日记从台湾运往美国，存放于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
      蒋介石的日记自1918年起，至1972年止，共五十五年，无日不记，篇幅浩繁，内容庞大。

      2006年、2007年4月下旬，胡佛研究所先后将蒋介石1932年以前的、1932年至1945年的日记，复印出来，开放供读者阅读研究。西安事变当日的三份遗书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这样才首次公开的。后由赴美参观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传回，大陆人才得见抄下的文字。
      我读“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深觉蒋介石所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家教、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基督教教义的巨大影响。“
      双手沾满了共产党鲜血”的“蒋该死”，却在曾经的临死前面对“吾妻”、“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上帝”，说明“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这临死之说、之嘱、之托，是自我标榜？是政治的自审？还是社会的、政治的、家庭的角色之总结？
      我只觉得它们是最可看，最好看，最耐看的历史伟人、领袖的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