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在我的著作权和公开演讲、上课的话语权实际上已被“通知”限制之后,我的日常时间基本是在阅读理论书中度过。我们单位的书库里,有一套十四册的台湾版《易经解说》。到1988年11月,我将它们全部阅读完了。
期间,我购买、阅读、翻看过的,还有香港、日本、大陆内地出版的严肃的专业研究周易的著作;以介绍“易”的卦象为名,着力推崇命理、命相、手相的书,共计59种。
为了知其“命相”与《易》的“关系”所以然,我还在不同地方、不同场所,重复多次和仅一次地请收费的和不收费的人士为我、为我家人。为我的好友进行占卜、排命、问签。
1988年,有一书将周易与“预测学”关联起来出版了,很畅销。我是逐页看过它的。也将书中所举的事例反复琢磨过。我个人得出的结论是:不知道者以为其在道,知道者知道其不在道。所谓的“预测学”是美其名的算命。
1988年下半年,大有“运动”之势的反对自由化“过去”了以后,陆续又有单位来找我,邀请我讲座。为了公告我的在世,为了继续从来不曾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我的“公开话语”,我谨慎地开讲了有关弗洛伊德《梦的解释》,有关社会心理与大众传播的关系、有关人际关系、有关社会变迁与男女角色问题,如此等等与政治无关的讲座。
当省图书馆邀我讲座时,我给出的题目是《中国周易的哲学思想与原理》。
如果我说的是《周易》,那么它是一部书。是不需要冠以“中国”二字的。现在,我讲的不是书,而是《周易》的思想,之所以加上“中国”二字,是因为还有日本、新加坡、韩国研究《周易》的思想。
《中国周易的哲学思想与原理》安排在1988年12月18到1989年1月14日之间四个星期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共八讲。全讲门票16元,不卖单讲票。颇有一票难求的传闻,
在省图书馆二楼的大厅挤得很。每讲三小时,中间不休息。许多人认真记笔记。就我所知,听众的职业各行各业,其中,以算命谋生者有20多人。
那以后若干年,我再到算命一条街去,以算命营生的对我很是恭敬。也许,他们所知的命是无理的吧。
我是在这回讲座中进入我人生的第四十三个年头的。
以后,我用笔手写的成篇的、有人生代表意义的笔迹几乎没有了。
有了电脑,人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