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有两位兄长。两位兄长各有一女。
我的母亲是我外祖父的长女。
也就是说，我的母亲有两位堂姐。
年长的那位，习惯上称之“大依姐”，或者以其夫家所在三角井，曰为“城里依姐”。
另一位则谓做“苍霞洲依姐”。
这样，我也就当然而然有两位堂姨，分别为“大姨姨”或“城里姨姨”，还有“苍霞洲姨姨”。
要讲她们，还少不了会扯到我外祖父的小女儿，我的母亲的胞妹，也是我叫“姨姨”的。
东边村郭氏家族的她四姐妹如何出嫁，我自然不可能见到，听闻的往事也没有，而能知晓，又记忆尚有的，大约是1949到1976年间。
实际情况是：1976以前，我们家还在南平，姨姨也由我的父亲和母亲介绍到南平就业、出嫁，所以她们四姐妹之间的走动，就很少了。
城里姨姨家这边，因为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与之走动的稍多点，我1970到1972年又有四五只装书的木箱寄存在那里，有过三四次的走动，所以能说的事，又有直感的，会比苍霞洲姨姨多点。
苍霞洲姨夫可能死的很早，苍霞洲姨姨一个人养育独女成人。
因为苍霞洲是闽江去上游的往始来终码头，再加上我看苍霞洲姨姨块头、说话的声气、处事的做派，尤其当她提起水桶往马路边泼水的架势，我判断苍霞洲姨夫和她是吃上水码头饭的，应该不错吧！
码头饭，要么苦力，搬运装卸，要么做生意，买卖进出。要是能混到“站码头的”身份，当然也就不至于孤儿寡母如此寒酸的。
我没见过苍霞洲姨姨光鲜过的。高大得甚至有点粗壮的体格，后脑勺一团大大的发髻，一身蓝色粗布短衫，开边襟，就跟一件男人穿旧的长衫，突然被剪刀拦腰直截了当过，套在她上身那样——说不得体吧，不会；说得体吧，也不会，总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有哪儿不对劲。
大约是1976年的夏初，我去了一次苍霞洲姨姨的家，也是唯一的一次。为什么去，现在忘了。还有强烈印象的，就是苍霞洲姨姨有只红色的大桶，很漂亮，很轻，即使重重地往地上碰，也不破——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塑料”做的，是苍霞洲姨姨的女儿从香港托人带回来的。
苍霞洲姨姨的女儿，也就是我应该叫“香港表姐”的，我永远只是听说。大约是：她去了香港，先在制衣厂做工，后来做了舞女，后来疯了，后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后来，没有了后来。
苍霞洲姨姨的日子可想而知，有何等的艰难!
苍霞洲姨姨的事情，城里姨姨从不言及，两家虽都在福州，一北一南不过十公里，有车交通，却老死不相往来。
这其中，有个芥蒂。
据说，城里姨姨的女儿——我叫“依娇表姐”的，差一点被香港表姐“惑”去！
这让城里姨姨一家无法饶恕苍霞洲姨姨。
但是，城里姨姨和城里姨夫都是极要行善的和气人，如果仅此一事，人没去，事不成，应该不至于到怨恨的地步。听说，最主要的遭遇乃是：为了“惑”依娇表姐，香港表姐在依娇夫妻之间挑唆，致使他们离婚！更糟糕的是：依娇表姐的丈夫认为依娇的品德下流，才会被香港不三不四的女人动摇。
事情的过程真的是不是这样，我只是听大人们这样说。当然，依娇表姐真的离了婚，成了单身母亲。
依娇表姐也有件事，差一点遭我的外祖母——她的婶婆的责怪。因为，我的母亲之胞妹，也就是我姨姨之所以会认识我姨夫，是她做的介绍人。我姨夫曾经是国民党海军的舰艇指挥官，1949年起义，向共产党投了降，但从那以后一辈子全家都被标示为“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军人出身”和“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家属”。我姨姨不但必须默默承受来自工作单位的政治压力，还得常常在遭受丈夫酒后的拳打脚踢之后忍气吞声。
我的母亲则是三从四德的卫道士。
从一而终的观念，不仅仅是我的母亲、我姨姨、我大舅母她们“自觉”和“理所当然”固守的，而且可以说，即使为了生存，落为舞女，在她们看来，也是不齿的。
似乎，也因为这点，我的母亲也少有提起苍霞洲姨姨的。我也只见过苍霞洲姨姨来，没见过我的母亲去。
我们家和城里姨姨家的往来，算是这四姐妹中走的最亲的。除了上面说到的因果缘由，给我的直觉，应当还跟我的母亲和城里姨姨、我的父亲跟城里姨夫都喜欢听戏。我小时候，大家一起从三角井坐黄包车到南华戏院的那事，我还记得很清楚，也写过片段。
城里姨姨个子最瘦矮小，人最慈祥，和胖胖的、和蔼的城里姨夫，那可真是荫庇后世子孙的福。
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未来入土前，灵骨一直有意存放在垂德坛。
苍霞洲姨姨呢。不知道。
姨姨和姨夫，安息在南平。
这些上一辈的母系关系的亲戚，皆已故去。其下一辈的我们，虽还活在，已属“依娘表”。
“依娘表”，福州话还有一层内涵，就是：没什么亲戚的“表”。
201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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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27 太阳在东边落下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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