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心地好善良。
      没有谁置疑。
      祖父逝世之后——或许非常非常多年以后，我才出生，而祖母，我们同一家庭，善良之极予我印象好深好深。
      我的父亲之所以善良，一定有我祖父的教育和我祖母的遗传。
      执政党无数次的政治运动，无数次地席卷全国黎民百姓，无数的无辜被无数求生者无数的各种欲望所加害，而我的父亲从不曾染指。确切地说，从我6岁懂点事的1952年的“三反”、“五反”开始，到后来陆续的公私合营、反右运动、“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听我的父亲回家跟我的母亲私下说的，都是谁谁谁的遭罪、倒霉和可怜。就连说到加害的人，也提个名字，不作评述的。
      从仁的方面来议，或者从义的方面来论，我的父亲都不过一般，但我明白逻辑之后，才有感于仁者之事里必含大义，虽然义举未必仁。因此无论如何，我的父亲是仁者。
      仁者之心是善心，仁者之意是善意。这也是符合逻辑的。
      但是，善心善意却未必有善果。
      为什么？
      这里面，既有自我之说，又有造成他人的。
      我的父亲就有未必善果造成他人的。
      以下是二件我的父亲夸大其词的例子，皆为亲戚家事：
      一是关于我伯父的资产。
      我的伯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到1956年公私合营期间，在南平的延福门码头开一小间水果铺。那店铺，我幼年时常去。我的伯父总让我的母亲带些上好的鲜果回家，我印象深刻极了。到我9岁能给水果店挑送我的母亲手工编的小竹筐时，我伯父店中央吊的大电灯泡迄今还在明晃晃着。
      后来我的伯母死了，我伯父也走了。在我伯父善后期间，我的父亲很是感慨兄弟手足之情，面对群亲众戚，讲到其兄做经营的能力，生意在同业之首位，尤其积蓄之丰有金条若干等等，让大家钦佩羡慕神色各种。我的父亲所语，自然有事实的根据，也掺杂了点其个人感想的色彩。
      后果呢？
      从1961年我伯父去后不久，他的五个儿子和一个儿媳，即我的三个堂哥、一个堂嫂，乃至两个当年尚未成年的堂弟，就相互纠葛于“金条”的“若干”究竟多少根，一根多重，原藏处哪里，后来如何不见，谁偷拿了……等等等等的问题，猜疑从新坟之日起，到墓上树荫遮蔽那些年，三个堂哥的大打出手几乎每年都有，头破血流不止一次。
      我每次看了都害怕，甚至出现“总有一天会打死人”的恐惧，还有悲情。
      我的堂哥堂嫂和堂弟都曾多次聚起或单独询问我的父亲——他们的叔父，关于“金条”的究竟。尽管我的父亲一再说是自己不过一时说说而已，但又有哪个还会舍“有”成无，哪个又不是宁可无中生“有”呢？
      为此，我亦曾问过我的父亲真实情况怎么样，我的父亲也只说具体并不晓得。
      依我一生是我的父亲所有的见证人，我相信，那确实只是为了抬高我的伯父，而岂料后果的善意。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我二舅的。
      1950年，我的二舅从南洋回来结婚，然后一去不复返。
      我的母亲和我姨老说“一定是因为娶的是城里的老婆，被老婆控制了，才连在家的老母都不要的。”
      我的父亲则以极大的热情和绝对的善意，无数次地重复说，我二舅一定是在攒钱，将来托人带回来。
      于是，乡里每有南洋回来的人，我的外祖母便会去闻讯，去探听，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暮年了，产生出无数关于她的二儿子从南洋已经托了某人、某某人、某某某人，带了一笔、一笔、又一笔钱回来的幻觉。当人们劝告说并无其事时，老人家则坚信我的父亲之说，并且认定像我父亲这样老实的人，只有真，绝无假；要就是“你们一个个早就拿到分了。”
      这时候，我的父亲已哑口无言。
      这世界，唯我知我的父亲所说话的实重。
      在我的父亲走了九年半后，纪念一种与生俱来的善良和格外的善意，我说“知父其子”。

 

                                        2013-08-03 写    08-06 在岳阳  银通宾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