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岁开始，按我的母亲说的几家水果店，每回挑十来二十只大中小不一的竹篮，送去。
      竹篮是我的母亲日夜手工编来，贴补家用的。按大中小一只1分钱、3分和5分。
      收到的钱，或者如数交给我的母亲，或者按吩咐，顺路在菜市场买点咸菜萝卜干，5分，1毛的。也有的时候要到米店买米，3斤，5斤。
      1斤米，从便宜的8分，到贵的1毛2，最贵的1角4，都有。  

      那年月，只有东西好不好的挑选，商人做的是生意，童叟无欺是事实。   

      所以，只要照大人的吩咐，到卖东西的叔叔伯伯那里一说，人家起的秤无可挑剔。
      要是需要带米回家，我的母亲先会提醒：“要问清楚是新米才买，旧米陈仓的就不要咯。” 
      1956年以后，随着粮证的发放，买米虽然还没后来实行的按人口多少、按男女性别、按年龄大小、按工种定量，但因为公私合营和粮食统购统销了，私人的米行灭绝了，代之而起的是公家粮店，这以后，米的品种多了红米，蕃薯米，对米的区分更加了细米、粗米、糙米、杂交米。妇道人家在厨房的议论，也因此增加了什么米出饭，什么米没饭，什么米硬磕磕，什么米烂渣渣。
      我的母亲则会多了交代：“要是今天卖不好的米，就等两天再买吧！”
      我当然晓得，“不好的米”指的第一是粗米，第二是糙米，第三是杂交米，第四是红米，第五蕃薯米，而最不好的是旧米。
      旧米陈仓，煮出来的饭烂，渣，难吃。
      1957年8月末我跟我姐和姐夫去了武汉，到1964年回到南平，这期间，我上中学，我姐他们教大学的书，一是无论在哪里里都吃大食堂，二是定量永远吃不饱；吃不饱何来的谈米的好坏新旧？那年月，只有屎不吃，什么都有人吃，像我，吃过野菜；我姐和姐夫吃过粗糠做的饼；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吃过芭蕉树根，而这些，是最最不遭狠饿的。就我现在阅读到的描述，江西有吃粘土的，许多地方有吃树皮的，还有写说吃人的。
      那年秋后，我回家来，粮食的购买证一直过了三十年，才渐渐消除。吃饭的大米，不知具体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成为人们普遍的话题。“80后”普遍对单季稻、双季稻、三季稻，再也不像之前的人们那样，他们已经没有了必然的概念，因为没有了解的必要。拿钱去买，打个电话叫人送来就是。
      倒是袁隆平杂交水稻的难吃，转基因大米对男性精子质量、人口繁殖的影响问题成为了本世纪以来的社会的关切，让我的“米之新旧”话题别出心裁。
      昨天傍晚，阿聿和阿戴在网络上告诉我，说他们要赶班，让我自己先吃。于是，我开始洗菜，淘米。
      就因为洗菜，回忆起了几十年前的烂菜帮子也捡了洗，洗了煮的日子；也因为淘米，觉得以米之新和米之旧，写篇日志的可以。
      写这篇，没有忆苦思甜的意思，一点跟这个不相干。却因此想借机说说那年代过来的人，  好像有一些很共同的特质，譬如：
      职守。上班既不迟到，也不早退。
      守本。宁可贫寒，也难有启齿求助于他人。
      有自觉的羞耻感。即使那样的羞耻感很蒙胧，不是现在“八荣八耻”的行文，但很自觉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行的。
      不浪费。迄今仍有许多人舍不得随便不要什么东西，剩菜剩饭照以前那样热了吃，吃得一干二净，不随便倒掉。
      不贪图。不要不义之财，量入而出，不超前消费。
      如此等等，不一而是而非，也无从说起和吃什么米长大的有什么关系没有。
      可是，我自己觉得有关系。

                                                   2013-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