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九十岁以后，里外才是年年全新。之前，贴身的内衣和内裤必有补丁的。尽管后辈家人无数次地劝说，甚至窝藏起来，但到了还是要乖乖地拿出来，补好，交还回去。
      我现在也这样，终日不见外人，穿个破的，人不知我知。
      有一种“反正穿在里面，又没有人看得到”心理，既是现象，又是思想，更是惯常，人人都很明白，却未必谁个能说得明白究竟。
      回忆我的母亲在洋油灯下，蜡烛光中的缝补，到现在我更是心痛。
      我的母亲在多年的被单中部再薄就要穿破之前，洗净后，从长边对折剪成两片，然后，将先前的两头缝在一起。新袜子还没套上脚，就先上一层“布底”，到布底磨破了，哪里破，补丁缝在哪里。
      我现在的精神依然继承。
      我们家的卧具里，老人家在世的用品，迄今还留存有两件。
      舍不得的是情理，凑合着的是岁月。
      小时候，我的衣裤从里到外，至少一半是大人旧衣裤翻过面来改的。每每还来不及穿破，我的成长，使之不再能穿。
      我小时候的几件衣裤，我的母亲当外婆时，给我外甥继续。
      但是，我的母亲从不让家人穿在外的衣裤有补丁。
      当然是为了脸面。
      所以，自始至终在我上学读书的十二年里，在我的许多同学里里外外都穿补丁的日子里，我一直是光鲜的。
      也致使他们不得不意外。那是1969年，23岁的我，穿一身的补丁——肩上两大块，膝盖两大块，屁股两大块，站在家门口叫：“依妈，我回来了！”
      那一刹那，我的母亲一脸愕然。
      那时，文革命已经进行到第四个年头。我下放到乡下已经一年多，除赶牛耕地外，几乎所有农民干的活，我都学着干。
      我笑。
      我的父亲不语。
      我的母亲背过脸去。
      关于补丁，之前有过一件事。
      那时我和她都还在省城，文革也才开始。一天的夜晚，看革命样板戏的电影散场，在洋头口的一家小店，各要了一碗5分钱外收一两粮票的锅边糊。正吃着，来了个小伙子伸着手掌讨钱。向她要，她给了1分钱。向我要，我笑着说：“你的衣服没一点破，我的肩膀这里破了，还没钱补——你给我一点钱吧！”那人怏怏地走开，站在门口。和她走出时，我塞了1角钱和2两粮票给那人。她说：“你简直就跟小孩子一样！”
      这件事成为离婚的一个口实：“既没有无产阶级的同情心，拿穷苦老百姓取笑，又摆小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搞施舍。”
      离婚的事前后裂撕了8年。旷日持久离婚过程的纠葛，谁是谁非，我在法庭上一言不语。到判决书下达时，我连看都没看，就签了名。
      沉默容纳了一切。。
      今天之前，我没告诉过任何人，包括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关于这补丁。
      随岁月几十年的过去，忘记到所剩无几，甚至有竟然记不起对方名字的一刻，而这件事里面的那个年纪和我相仿的讨钱人，却 是清楚的，而当时还破着的，过后才由我自己打上补丁的衣服 —— 也就是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第一次看到我那样穿了补丁的那件，更是记了起来。
      人啊，要不因为由此及彼，怎么想着想着又扯到早已忘记的事呢 ！

      还真是忘记的好啊 ！就像内衣内裤，破没破，打没打补丁，不说，谁会晓得 ？   
                                      2013-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