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幼年时，就听说过“固箩”，懵懵懂懂知道它是一种“生病”。
      “固箩”，福州方言，就是普通话说的“麻风”。
      然而，到今天，我也不晓得麻风病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得的，怎么传染的，大约知道患者的手指只能弯曲，不能伸直；脸部的什么器官——例如鼻子，会溃烂；他们被隔离到别处，不能与家人一起生活；他们会死亡。
      能够知道这么一点，完全是听我的父亲无数次说到“固箩”，还有我下放到农村时的一次恐惧感，再就是看过一部电影。
      我从不去查询“麻风”。要想了解，实在只是举手之劳。但是，一反所有的积极求知欲，没有去查，连个念头都不曾有过。
      原因？
      不清楚。
      或许，有我的父亲在担心，在提醒，在预防，我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父亲一辈子都在向家人问同一个问题：“这衣服干了吗？”然后不无担心地嘟噜一句：“不干的衣服，穿了会固箩啊！”
      只有得到明确的答复：“肯定都干透了，安安心哦！”然后，才会回个笑脸。
      除了酷暑，这样的对话要少许多，其它的季节，不但必定要走过场如此对话，还得在梅雨的春季，当面烘了，才休止追究的。
      我的母亲面对几乎天天都有的这问话，大多数时候都简短轻应之：“干了！”便罢。却也有极不耐烦的例子：“跟你说‘干了！’你还不相信！你要我怎么办！要我叫日头再出来！特意来照你这衣裳！” 在这情况下，我的父亲一定赔起好些笑脸：“好！好！好！干了就好。”
      我的母亲谢世之后，我们晚辈的谁还敢顶撞，只能是耐心重复：“爹就放心吧！”“翁！保证都干了的！”
      我的父亲一辈子的担心，一辈子的同一个问题，到一辈子结束了，也并没出现。这是担心的结果？是不成问题的结局？还是根本就不是麻风病的病因？因为我不知道麻风病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些，就此可以了结。
      我的父亲还认为，人不能趴在桌面上睡觉，因为这是一定会得“固箩”的。
      因此，我在上小学时，无数次要在老师的命令和家长的警告之中选择，必须在老师中午来教室检查时，赶快地双臂弯曲交叉，把头拷在手臂上，闭紧眼睛，等老师离开，再放下手臂，偷偷玩自己的东西。
      这样的异动，常常被小同学们取笑。
      还好，没有谁向老师报告。
      于是，在老师看来，我是遵守纪律的好学生，在我的父亲心里，我是他的乖乖囝。
      所幸，我不曾因此成为两面派，人格也未被导致分裂。

     

      1968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10月，省直机关的干部开始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刚去时，因为生活尚未安定，所以由大队给我们“派饭”——大队革命委员会的会计列出一些贫下中农的名单，交给通讯员，通讯员每天把我们带到名单上的一户人家去，我们交定量的粮票和三角钱，就有三餐的吃食。逐日轮流。
      有一日，我们三人吃过早饭，才回到大队部，通讯员就告诉我们，中饭和晚饭都不再在刚去的那家吃了。经我们再三问过，才知道“那一家有麻风病。”
      恐怖突袭而至！
      措手不及的我们，马上抠喉咙，竭力呕吐，猛烈刷牙，用大量的肥皂洗脸部，还用刷子刷洗其它所有暴露的皮肤部位，以及换下的衣裤。除此，便是面面相觑。
      还好，什么也没有发生。
      当我们一年、二年、三年先后离开那里时，那天的恐惧已忘乎曾经。
      所以，现在，我来写这段往事，还觉得对不起那户人家，他们特意为我们“城里来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干部”煮的木薯米汤，捞的白米饭，那心，那情，还有他们知道不再去吃他们家做的饭时，他们在想什么……

     

      我第一次看到麻风病患者的相貌，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看日本电影《砂器》时见到的。作曲家和贺英良的钢琴曲作品《宿命》和他的杀人的事，我已经模糊，但他的生父本浦千代吉是个麻风病人，印象还有。
      如果把本浦千代吉过去带着年幼的儿子本浦秀夫一起流离失所，一同遭遇的情景，以及老年的他在国立疗养院，看到警事厅侦探带来的和贺英良的照片，凄声痛哭，那一幕，与片头——海边沙滩上，孩子堆沙成器，沙土都被风吹散去，那场景，联系起来，我总感觉，人心啊，有一种病痛，远比麻风病更可怕。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哪些人会得，只知道患者的心灵只能被扭曲，不能伸张，甚至巴不得去死。

 

                                     2012-06-04                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