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买第一台电冰箱时，孩子问我感觉怎么样，我想了想，说：“爸想到相片册。”
      这个回答让孩子大出意外，而且不解。
      我解释道：“相片是鲜活的生活实况，冰冻冷藏在相片册‘电冰箱’里。”
      孩子懂得了我的意思，有一天还搬进一篇作文里去。
      其实，打这比喻时，我自己也懵懂，冰冻冷藏相片的将来会怎么样。
      好多年过去，新旧照片多了起来，渐渐悟出一个明白：看刚拍的相片，是看拍的好不好；看许多年前的照片，会回忆当时拍照的事情；年老了，看早年的相片，第一感想一定是“时间过的太快了”。

     

      上个月去武汉，和老同学聚会，还特意找当年的老地方，找那相同的立足点，以当年的姿态，希望能与几十年前的照片重叠相映……回来后，找旧时影相，顺着从小学到高中，得三四成双。
      也许已感叹多了关于光阴岁月，此番再将两两相对，新片参照旧影时，我则生起些许悲情——例如，有旧地原貌不复存，故人各自东西已的；有曾经所在尚依然，却看并肩成独立的；有物在人在情也在，霜白欺负少年头的……

      早期与人合照的，来龙去脉皆忘了，好在片纸空白有字记了年月日和人之姓名，只有单人在珞珈山雪霁时的所照，还有一点关于。
      依日期记“1963年2月23日”，今查《万年历》，是星期六。那么，此中一定有笔误，因为，如果是星期六，那么从千家街走路到大东门，然后乘15路公共汽车，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站，最快也要到下午二点半，与记得绝对正确的，这张照片拍在中午吃饭从姐姐家出门，准备返回华师一附中的阳光当午，是不吻合的。
      又，那张照片是珞珈山照相馆的师傅收了我6毛钱的。如果是星期六，一个星期才有1元零用钱的我，车费来回已经去了3毛，哪有什么剩余。只有是星期天，有了新得的1元钱了，才下得了这奢侈一回的决心。所以，拍照的日子准确的说是1963年2月24日，农历甲寅年二月初一，我读高二下学期刚开学不很久。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叶到六十年代上半叶，武汉每年冬天都有下雪的时候。不过，1963年的那场雪，下的铺天盖地之大，没的过了脚踝之深，是之前从1957年起我都不曾见过的。这是我为什么会舍得花钱留影纪念的重大原因。

      回忆那一身的衣着，很有可记的四件：
      手套。在武汉，每到冬季，我手必生冻疮。涂抹冻疮膏、烤火、热水袋，能用的都无济于事，十指纤纤红的硬块，先痒后痛，先肿后烂，要到春末才会结痂。那期间，戴手套——棉布的，四指和在一的；棉纱的，五个手指头分开的，都用过，没用；还戴，不是为了御寒，不是网络保暖，而是为了遮丑。
      说到这冻疮的预防，见有篇记红军长征过雪山时，有个连队是唯一无一人生冻疮的，因为率队的命令全体用雪搓手搓脚，直到手脚发热。
      可惜，知其 妙法，我已六十花甲后。
      围巾。那是一条纯毛呢的，有些僵硬，不柔软，是我的父亲给我的，在学校我不围它，怕被同学说。那天我围，是为了拍出来的更像五四运动时期青年。1964年冬， 把它还给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每到冬天都围它，即使我们做子孙的给他买过轻柔的毛线针织的，甚至国外带回来的礼物，他都用一不二，直到九十七岁寿终。或许，我的父亲是因为我围过它。
      手表。那年代，老师校长十有过半没有手表。手表是忒金贵之物。有位教《三角函数》的老师，他有一块怀表，活生生地揣在几层衣服的最内里，掏一回看的我们都吃力。我却是我们们班同学中唯二有手表的之一。另一位戴表的是家在泰国的侨生，女的，詹慧珠，她戴女表，什么牌子的，没问过。我的是男表，瑞士英钠格的。我的父亲托我三舅在南洋买了，寄人带回，准备我娶亲用呢。我的母亲舍不得我还在校时给我，但拗不过我的索要。1971年——我早已结婚生子——12月，被下放南平大凤人民公社的我，要去连江县看望好友林国钦，中途在福州盘缠不够，就把那表拿到东街口的亨得利表店，在柜台上以84元钱被我卖掉了。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32元。
      棉衣。那是一件人长它不长的东西。新做的那年我读初三，穿着拍照时已经是它的第三年过冬。用最耐磨的蓝色斜纹咔叽布裁剪的。原先还有一 件蓝色布面罩衫，罩衫破的实在，棉衣也支撑不了多久，才剥离了去。
      这些杂陈的文字，后人嫌弃罗嗦，只有我自己，或许还有与我一齐时代过来的人，才又遭跳蚤虱子的似的同时，啃一个高粱窝窝头。

 

                                     2012-04-12          广州  
                                        这里的小朋友开电冰箱拿雪糕食，常是忘了要把冰箱门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