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要写记的六位婆婆里，唯一属于我们家族的是四婆。
      准确的说，四婆是四姆婆，也就是族里哪房伯父的母亲，与我的祖父母同辈。
      我的祖父母不在有二十几年时，四婆还健在，硬朗朗，说话的声响跟整块的瓦片砸到河卵石巷道上似的，叮哩个咣啷，稀里个哗啦，而且冒着青筋的手臂一定会露出一截，连带着无数皱折的又粗又壮又大的手背，还有手指头，在空间比比划划——那是她几十年插秧、薅草、种荸荠、抓糠调饲料，填鸭、养鸡、喂猪、扫地、洗猪圈、刷碗、洗锅、洗衣服的结果。
      我不知道谁是她的儿媳妇。从没见过。应该是过了。儿媳妇命敌不过婆婆，就毙的早；既然婆婆的命硬，那就多干些活吧——不光我们庄户人家，乡下人也都传承着这么的说法。
      四婆住在我们老厝的后厢。厢房高高的，四婆矮矮的；厢房窄长的，四婆宽圆的；厢房亮亮的的，四婆黑黑的。
      现在，她一见我的面，一定，而且总是，甚至永远是这句话开头：“唉喲！是依达啊！你也会舍得转来厝啊！古也白路啊……”那笑的“喀喀喀喀”，宛如鹊登枝。
      当然，四婆早已西归了，一切宛如。

 

      老话有说“金乡里，银厝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南平梅峰坊16号的邮电局宿舍，同一座同一层，中间一长条走廊前后穿透，我们家的前头有永昌婆婆，后头有林基婆婆。
      婆婆姓甚名啥，到今天，我想，除非她们自家，其他邻居不会有人知晓的。那时的人，为区别，才在“婆婆”的前面冠以其子之名，永昌婆婆的儿子我叫他永昌哥，林基婆婆的儿子我称之为林基先生。
      两位婆婆都矮，都有点小脚，都梳老是样发髻，都掉了牙，都是好的不能再好的好人。区别在于，林基婆婆比永昌婆婆年纪大好些子；林基婆婆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永昌婆婆的还黑得一丝不苟；林基婆婆基本不能只操持家务了，永昌婆婆还在当家；林基婆婆只穿蓝色的长衫，永昌婆婆闲时穿蓝色的长衫，做家务时穿蓝色短衫，黑色长裤；林基婆婆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一应齐全时，永昌婆婆还母子相依为命。
      当然，后来，林基婆婆走了好多年好多年，永昌婆婆才也走了。
      老话还说“家有老，是个宝”。那年代，此话的适用范围足以扩大到“楼有老，是个宝”。
      一家只用一把钥匙，家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上街的上街，最后走的把钥匙交给婆婆，婆婆搁在针线箩自里，上面顺手掩一块什么布，得，到时间，谁先回，谁去要自家的。万无一失，绝对放心。
      两位婆婆走了，各家的钥匙自带了，门上加安了钥匙扣。

     

      我参加工作之初，从南平到福州实习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吃住都在既是我义父，又是我们单位老同事文政伯的小屋里。义父文政有位老母亲，我十八九岁，她已七老八十。因为那住屋就在食堂的隔壁，有扇小门相通，我这般大小的人，见到她老人家，一概都以“婆婆”称呼。
      婆婆偏高，很瘦，很弱，双目几乎失明，说话如游丝。却有一点特异，大凡听其孙子叫“依嬷”，或者我们唤她“婆婆”，她都为之一振，精神倍好。
      人到老时，像婆婆这样，虽行不单，影不独，却孤寂得无以言语，我是时有可怜之，却无济于事。
      1968年，一介从来彻底的无产阶级包装工的义父被下放到将乐县的万安农村，婆婆随之而去，最终老人家客死他乡。就地埋葬，从此成了回不了家乡的游魂。
      就这一点，说是迷信，也颇让人存疑：婆婆的三个孙子，都在她入土多年后成家，而又长孙被黑帮错杀死在半路，次孙媳年轻不到三十五岁癌症而死，三孙不几年也死于肝癌。
      还好，我这两兄弟都死在他们的父亲之后，否则，白发人送黑发骨肉，必万不能安。
      义父重返原单位后，隔年，我也调回福州。两家都住在爱国路5号，同一个大院里，他们家在传达室的位置，我们家在菜地的边角。各自独屋，皆破旧不堪，由自己修缮。

      爱国路5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主体建筑物今尚且存在的，是之间的一座两层的石木砖混结构的洋房，它是当时的英国福州领事馆。1949年以后，划归邮电局，破落后转变成职工居家。
      我家老小出生时，我的母亲已经过了七十，手力仅能端起饭碗。我们夫妻又都要上班，以为生存。在我们几乎束手无策时，我义父家他们让我去跟“婆婆”商量。“婆婆过去帮人带过小孩。”
      帮我带老小孩子的婆婆，就住在那座洋房的楼下一层，与我的破屋侧对。
      婆婆只说：“先生你说了，那我就试试。”
      从此我家的老小、我连襟的儿子、大内兄的儿子、二内弟的儿子，先后四个婴幼儿都由婆婆带到各自上幼儿园时。
      我家搬走之后，我还曾经在一个春节里，带着四个小孩去给婆婆拜年。那时，阿公已谢世了。
      我的父亲去世后，我们一家还去到老屋怀旧，推移去找婆婆的家人，整个大院数易其主，再无人知
      我们不知其姓，只知婆婆的丈夫——我们称呼他“阿公”——是贵州籍当兵后来在福建退休的工人，儿子是“替补”其父岗位的，我们叫他“阿叔”。
      婆婆是闽南人。
      还有一事，铭记：有那么一天，婆婆说她没看好孩子，让我小孩的前额碰了个大包，再三再四说：“先生，都是我不好，五十几岁的人，带不好孩子……”说得我禁不住流泪：“婆婆，您千万不能这样说啊！您肯帮我们带小孩，这小孩不就是你自己的孙嘛！”
      人总得讲天地良心，婆婆在地，我们没找得见她，祈祷婆婆和阿公在天之灵，能因为我的忆念，能感到人间的情意。

 

      我们家1993年搬到现在的居所。
      院落的传达室，到现在是第三拨举家住在，做门卫的了。
      最初的一家，大约做了八年。是一对自家在郊区的农村夫妇，子孙还在务农。那时，他们的年纪大约六十几，小我们家的老太爷将近有大十几岁。我如我们家的人尊称他们为“公公”和“婆婆”。
      公公虚胖，老而不衰。
      婆婆精瘦，老而不弱。
      因为，那时，整座楼房，就我们家有老人，所以我们家的老太爷和他俩成了有话可以谈没有代沟的好伙伴。
      我们家的老太爷常常邀传达室的公公一起去附近的绿化带散步，甚至相携着去更远的白马河公园去看花。后来，隔壁单位宿舍的一位年纪介于他们之中的老伯加入进来，成了真正游手好闲的“三人帮”。
      这一来，婆婆就成了死守紧盯寸步离不开的唯一值班者。
      好在，门房于他们住室仅十几米，上班数学的时间段里，进出的陌生人很少，婆婆也不吃紧。一早收收报纸，分了开去，有空打扫庭院的落叶尘土，一切相安无事的。
      我们家的杂屋间恰在公公婆婆住室的隔壁。所以，常去拿来拿去东西时，也给他们送点什么吃的和用的。
      俩老有那么一个月五六百的“工资”，帮着家里的儿孙，虽时有听他们赞赏我们家的四代同堂，但我都有感觉到那话里对自家的牵挂。
      谁不是为了谋生，而离家，而分开！
      有一年，我出差几天回来，发现传达室门卫值班的换了。一问，从我们家老太爷的口里，才听说：那公公自己一个人回乡下，给儿子他们送点钱去，上公共汽车时，一脚没踩实，摔倒在地，伤的不轻，婆婆不得不回去照顾……
       公公后来过世了。
      婆婆现在还在吗？没人去打听。
      我倒时常想起。

 

                              2011-10-22  穗城。感冒第四天，好一阵坏一阵，反反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