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的人，在非正式场合，相互之间是不以职务、头衔称呼的。老的叫“老”，小的叫“小”，中的直呼姓名。
      我们当面尊称他“王老师”，背地里叫他的姓名，没叫“老王”。
      其实他颇具王者的派头。圆圆的大头，圆圆的大脸，身材矮矮着圆圆的，才六十，雪白雪白的板儿寸，小小中中的老年斑。笑起来，活弥勒。
      他并不常、但总会不失时机地说明他为王的过去。我能记得起的，也是他最重视的有三点：任过地委专署党报的负责人，以负责人的身份陪同某领导视察自己所在的单位，在省级学术期刊当负责人。到来领导我们这个部门工作的时候，上级下的任命文件上写明的也还是“负责人”。这一次的原因是他的年龄超过了正处级的上限。但无论如何，他是我们的头。
      我们这个部门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个人，最多的时候今天来了第五位，三天内一定会有一个人调走，总共保持着四个人，编制是六名。人是负责人老王要来的，或者经过他同意调进来的，怎么来一个又走一个呢？走的不是停薪留职下海去了，就是攀上省政府哪个部门升了，再嘛到北大读博了。得！这风水转来转去的，不移不动不变的就老王和我。
      大家直呼我姓名。
      老王是典型得很很很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有一类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以特有的不可指责的但能让人觉察得到内涵的语言，向对自己有厉害关系的官员和名家附会，这是“清”；不怎么露脸的，但骨髓里瞧不起不如自己的人，是谓“高”。但要公开的阿谀，或公然的鄙视，这类人又都不做的。正是这样的可为和不可为，这类型知识分子的“等级”意识特别在意。当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特别捍卫自己的观点，在争论的过程中，一旦坚持己见得严重时，也会忘我，因为忘我而置“等级”于不顾。
      正因为我看明白了老王，所以我跟着老王工作的时间最长，与其说我最顺从他的旨意，不如说我认为他从来不损人利己，仅仅是保护自己，甚至更多的时候，他会利己利人。在这样的社会里，这样子的老王们之存在，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跟着王老师做课题研究，他在实际现场的理论或操作虽然不怎么样，但他写起论文来一丝不苟的那态度，别人什么感觉不知道，我是肃然起敬的。关于这一点，我今天才说。如果那时候说了，我在它的心目中，一定更好。
      我是一直保持着我自己的这样。
      老王组织了一批相关单位的头面人物，顺理成章申请获准成立了我们学科的省级学会，让我筹备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我同着俩“小“的，从写信封到发函，从跑邮局到布置会场， 从倒开水到糊个投票箱，无一不让我们的王老师他老人家眉开眼笑。我们累得半死。
      会议结束，老王有了个正式的身份：会长。
      我经他提名，被选为秘书长。
      秘书长做什么的？写信封、发函件、登记论文、与作者商谈、编辑一审、送副会长二审、会长终审、合集出版内部交流的出版物。
      对于有正式职业，领一份正式工资的老王，这是他的成就，最重要的是他终于是“长”了，有一枚公章。凡是有做派的首长，是不自己锁住公章的，都是交由秘书报告，王会长把那物件交了给我。而对于我来说，则是额外的大负担。
      老王还做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在我们这办了一个北京大学某某系牵头下的、冠以“中国”二字的某学科函授大学的省级辅导站。老王理所当然的有了第二个正式是身份：站长。
      这是有一定酬劳的。
      因为有课任，可以教书，可以批考卷，可以改论文，所以有课时报酬，有阅卷费和改论文费，我是相当得实惠者之一。按老王对我说的：“这样，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你的家庭生活啊！”
      我笑笑。
      老王不了解我。
      三年后，根据教育部门的文件，这所函授大学在一批被取消的名单之列。善后处理的事，老王作了指示，由我负责！

      老王认为他比我们单位其他人多更了解我。所以他这么向他人推介我：“把事情交给某某，如果他答应下来，你们就不用担心，也不要去催他，到时间，他给你们的一定让人满意。”
      有一天，老王很高兴地告诉我：“我们这个部门有一个秘书的编制，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所以，我已经报给人事处了。”
      我笑而坚决地谢绝了王老师的好意。
      他脸一沉：“为什么？这是个机会啊！秘书是正科级啊！”甚至他还三次要我说个理由给他听。
      我不得不说：“王老师，如果要当官，……”
      老王这下子似乎开始了解起了我。
      尽管如此，我仍然怀着感谢的心情，感谢有长辈能利于我。
      那时我已年过不惑。
      年至六旬的老王，对改革开放既热切，又保守。
      在石狮做课题调查时，我们与当地的多家私企的老板开座谈会，王老师的发言，每次都克制不住对私企发财的兴趣和向往，有时，他也点名要我发言。我说的说，提问征求答案的多。老王会后要求“小”的们向我学习，正派、稳重、谦逊，是个做学问的人。

      但有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参观而奇想感发，我在会上说：“我发现，性成熟年龄的女性，一个月来一次经期，一次四五天，如果发明纸质的，可以随换随丢的，那多好，也不用现在这样的橡皮的。妇女的人口数量那么大，市场应该非常看好的。” 
      会后，我才发现老王的脸像被我抹了一把灰。晚上他找我单独谈话：“你知道嘛！你的想法很下流！我们目的是来做调查研究的，你怎么可以去看那个，还敢这样想！……”
      直到几年后，全国第一批纸质妇女卫生巾产品上市，报纸有新闻报道，一听厂家是石狮的一家民企，我才终于为我的邪念而自豪——不管是不是我的想法对谁有启发，但事实证明我聪明属先锋正确。“小”的们说，“那时候，要知道我们几个人集资办厂，不就发了？”

      然而，这时候，善良的老王却已猝死。他死在我们单位党组织的一场会议上。他发言时，支持学生，越说越激动，后来口齿不清，紧接着突然倒下……抢救无效。这天，1989年的入冬，会议的内容关于这一年夏天。
      1990年，我们单位的头一次性任免了好几个。那以后，凡有职务、头衔的，相互之间的称呼一般随之而用。
      记得老王的讣告上，他的正式身份是“负责人”和“会长”。

 

                            2011-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