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在世时，家里没有数码,1984年前，我们也没买照相机，只有办什么证件了，才会去照相馆。不过，有一年我三舅从南洋回来，他有照相机，因为胶卷贵，也总共只在我们家拍过5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和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的合影。1976年，因为我姐姐从武汉回福州探亲，恰好我的一位朋友来我们家，他带了照相机的，所以那天我们家的人也拍了张合影。1985年的2月20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我买了台照相机，为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拍了张合影。仅过了55天，也就是3月28日，我的母亲就去世了。生于癸丑，卒于乙丑，生肖牛，本命也。
      我的母亲不但教过我家中各个的属相，还不止十次考问过我，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照这么说，过去户口本上我的母亲登记的出生年“1912”是错了的。应该是1913才对。
      我的母亲留下的纸质印象不上10张，我一直珍藏着。有了电脑之后，将之扫描，储存在文件夹里，有时间了便会在电脑前与我的母亲照面。也就是这仅存的印象，一再加深我对其身世的了解。
      譬如，这些天，我见到我的母亲之时尚。
      仅存的印象中，最早的一张，是我小时候在梳妆盒的内层找见的。
      我外公家在乡村，虽是租厝来住，靠在南洋做厨师，家眷的日子却过得非常殷实。那梳妆盒是我外祖母的陪嫁品，彩绘了仕女画的漆器，便是例证。
      若以出生的1913年和嫁给我的父亲时年17岁来推算，照片可能是1930年拍的，是张证件照。照片上，我的母亲烫了头发，样式太过蓬松，戴了带坠子的耳环，穿着花旗袍。可想而知，一定是模仿着当时城里女子最新的发型、最美的用布，来打扮和穿着的。虽然不管怎么着，这样的装妆没能扮得去乡下人的气和质，但在民国初的农村，足是时尚。
      第二张照片也是我少年时在衣服箱里翻到的。原是贴在小巴掌大白卡片纸上的。为了收藏，我把照片扒下，纸片片没要了，上面的字没去辨认，或识之一时忘记一世。今若从我的母亲模样将近30的年龄来推算，拍摄的时间当在1942或1943年。那时福州沦陷在日本侵略军手里。听我的父亲说过，那时我们家和我伯父家还没分，搀住祖母，携儿带女，一起往闽北山区逃难。这张照片说不定是1942年在南平县城所拍，做良民证用的。在被侵略的年景，我的父亲患了肺病，无业，生活的来源全靠我伯父开的小小水果店，还有乡下我的外祖父遗留的家底资助。这时，我的母亲完全回到农家妇女的原样。
      国亡与家难，乃至平民的流落，竟然在这小小的印象里，有着如此的反映。
      我的母亲与邻居林太太、郑太太在照相馆合过一次影。因为照片取回来时，我在印象纸的背面写了“1953”，所以现在可以确知，这年我的母亲是40岁，我7岁。我生在日本投降的次年1946年，南平的天河街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平地的一大段改名为胜利街，作为纪念，而坡岭的小段则改名为天河坊。这以后，我伯父和我的父亲分了家。我们家租在胜利街的街尾，我伯父家租在天河坊的当首。我的祖母长住在我们这边，有时也去我伯父那边住几天。我姐、我三个堂哥、我，以及我的两个堂弟，都在原名“天河”，后改作“胜利”的小学读书。来往的关系依然不减，尤其以我的母亲和我的伯母走动的最勤。
      我的父亲在1949年初，由我的姑婆翁介绍入到邮电局管仓库的，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仍然继续在职，家里有稳定的收入，而且要高于其它的行业，所以，就我们家的生活来说，不很宽裕，却也好过。照片上，我的母亲穿的是白地蓝圆点的印花无袖旗袍，头发梳成兜式——先用一条假发从后脑勺往前上方箍，然后把自己的头发把箍子包往，再用专门的发叉固定。我那时虽说年少，但已经觉得我的母亲梳妆起来特别好看。后来过了不知许多年，才从画报上见到同时代的电影女星，几乎一个样。
      我的母亲没上过学，没看上三部电影，居然会有如此的模仿。与之相比，印象上邮电局报务员林先生的太太，年龄比我的母亲要小好几岁，家境更好，虽然也穿无袖旗袍，但一色的月白，发型不过一般的平脚剪，前边左右各夹一把发卡，而银行职员郑先生的太太，岁数要比我的母亲大，发型与我的母亲梳的一样，旗袍则是一色的士林蓝。所以，在当时南平那样的小县城，我的母亲那样子很是别致。
      再就是，我的三舅为我们拍的照片了。1956年年初，大约还在正月，所以，我的母亲穿的是丝棉袍。虽然平日藏在衣箱里，一年也就春节里搬出来套套，但能有置办得起这么一件冬衣的，时年甚少。
      这年春末，我们家搬到邮电局在梅峰坊盖起的宿舍。到1957年，我姐从北京的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和我的姐夫一同在暑假回南平探亲。我的母亲特意带着我姐去到金店，把自己的两枚戒子合了，给打了一条项链，那项链的坠里镶嵌着我姐的小小的照片。也是在那时，我的母亲带着我姐，去裁了一块深咖啡和浅棕两色条纹交织图案的绸缎，到缝衣店按当时苏联人的时装，做了件无领的布拉吉，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连衣裙。我姐穿了和我的姐夫一道出门，人见人赞，我的母亲知道后心里直乐。回武汉后，因为怕太时髦，我姐就再也没穿，只是作为娘家的嫁妆压了箱底。也还是在那同一时间段里，我的母亲给自己定制了一双皮鞋。即使在今天，我都还觉得太过超前，那鞋的颜色是墨绿的！为了保养，还买了一盒无色的鞋油。我的母亲除了去喝喜酒和在家过年的日子穿过，日常一下也舍不得的。   
      这些，都是我的母亲自己的选择和决定。由此，我现在才深有感觉：文化不光来自识字读书，对于目不识丁的人而言，明显的经历所见和独得的审美意识，则是多么重要的潜在。
      这种自身的养成，即使在1962，物质生活极端匮乏之年，我的母亲在武汉帮我姐带孩子时，唯一在珞珈山照相馆拍的抱外孙的印象里，还能看到人之端庄，与穿着的那件过去的丝棉袍改旧翻新的短棉袄，面上的罩衫仍然是很醒目、很变化、很谐调的明花。
      一妇道之人，如此执着自己的美感，甚至有意干净和亮丽得出众，但又绝不怪异，又绝不无端，这美啊，多么富有个性！
      可怜，更可惜，就是这样的一位妇人，因为食道癌晚期的扩散，急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年，我的母亲七十有二，与其同一时代的许多人比，已是有福有寿的人，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也是我为我的母亲拍的唯一彩色照片，印象出其一生的风骨。
      如果以上述忆念我的母亲其所有过的时尚，还得提到照片所没有的两件保健方面的要事，才算完整始终。
 

      那是年过七十之后，我的母亲才开始注意到疾病与生死的关系。我们家人也才在注射鸡血、食用醋蛋、大量饮水、甩手运动、红茶菌水等多种风靡的“民间疗法”里，向我的母亲推荐其所力所能及，有益无害的后两种。
      我的母亲虽然永远不得所谓的动作要领“上宜虚，下宜实，头宜悬，口宜随，胸宜絮，背宜拔，腰宜轴、，臂宜摇，肘宜沉，腕宜重，手宜划，腹宜质，跨宜松，肛宜捷，跟宜稳，趾宜抓”，但确实每日早中晚各甩手二三百下。至于“通气血，疏经络，激细胞，增食欲，促代谢，静安神，善体质，除百病”，我不大相信，但一辈子没做过广播体操的我的母亲自我感觉甚好。

     

      引一种像海蜇的“海宝”菌种，泡养到凉冷了的红茶水里，加不少的砂糖，封口三五天，待菌种长粗长厚了，人就喝这“红茶菌”水来治疗消瘦、贫血、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便秘、前列腺炎、痔疮、痤疮、核黄素缺乏症、胆结石等疾病。我的母亲正好消瘦、贫血，于是我就为我的母亲酿造这最便宜的“药物”。还没喝三次，我的母亲就说不必再泡了，因为感觉喝了胃不舒服，老想吐。
      其实，那时间，我的母亲之食道癌已经扩散到胃。
      这两种的“时尚”，虽没能挽救得了老人家的性命，却也不失为希望的晚景。

                                

                                             201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