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语文课外作业有相当部分要求学生抄书。为完成作业而抄的我，从来不把老师一再强调的“要理解什么意思，加深印象”当作一回事，抄完了事。到中学了，再也没有要求抄书的了。回想起来，觉得作业还是抄书最容易。
      要说起不是作业的抄书，是我自觉自愿要抄书，感觉抄起来很有意思的，最早大约是小学五年级，抄的是歌本子，抄在不用的练习簿上。现在还能记得抄过的有《十送红军》、《四季歌》、《夜半歌声》、《小白菜》。都不是音乐课老师教过的。
      那簿子早就不知丢到哪去了。

      上了中学，也还有抄歌的，现今保留最早的手抄本，开篇还抄的是歌，后来才存心抄了诗歌，古代的，现代的都有，还有谚语，甚至戏剧唱词。杂是杂，但有了“分类”归页。都在一本当时的人通常叫做“日记本”的里面。
      因为没有时间的标注，现在只能从笔迹上推测，象是1958年初一下到1964年高三上那么一个阶段的。

      真正为了获得自己感兴趣，觉得很有必要学习某个方的知识，因而正式抄的第一本书是王力先生写的广播稿《诗词格律十讲》。因为此稿用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档文学节目，所以我听过一二回，知道王力先生是北大著名教授，汉语音韵格律学的权威，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出版成书时，我见过，所以后来有了机会就借了人家的来抄。
      从手抄本扉页的记载来看，这书我分别在1968年7月、1972年10月抄过两次。现存的是后抄的。1968年7月，文化大革命已经是第三年，进入到派别斗争文攻武卫阶段，怎么会有时间，向谁借的书本，谁在哪时还敢把这封建的东西借给我，我是在哪里抄的，现在已完全没有了记忆。
      至于1972年10月，中间还有个过程，1968年10月我从福州被遣送去了南平大凤人民公社，下放劳动改造，1971年初再调进省“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地点在闽侯县白沙镇孔原。“五七干校”时至1972年8月，大部分的“学员”已经重新分配走了，剩下的不多的十几个，我是其中之一。平日里已不用下田上山，也不怎么学习，抄书的时间是有的，可是，是将自己的手抄本再抄一遍，还是又向哪位借了书来，这就有了为什么要第二次抄的问题。如果是照第一次抄本抄的，那原先的本子到哪去了也是个问题。按我那时的性格，这样的抄本是绝不会丢掉的，一定是送给与我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了，那这人又是谁，也一点记不得了。

      1969年，我在大凤的龙湾大队，也就是现在的南山镇龙湾村，作为“下放干部”，走走田，开开会，空余的时间多的很。这期间我抄了一本屈原作品全译的书，从头到尾全抄完的，竟然忘了抄书名。今能依稀的“屈赋今译”，连同译注者，皆无着落。后悉六十年代文怀沙有过《屈赋今译》，不知是否就是，也不曾再查。
      手抄本里一律是左页面抄了白话译文，一句一行，而右页面空白。推想当时，借到此书是已知译文本的难得，赶着抄的，不抄原文，当然是寄望于后来还可能有机遇。
      那么，也还是有谁的书和谁敢借被我全忘了的问题。

      1970年，我还在大凤，不过已经不在龙湾大队，而是到了凤池大队。“下放干部”李莉姿，当年四十来岁，原是省物资厅办公室的，写得一手上好的毛笔大楷。她珍藏有《三希堂法帖三十一卷》的残卷几十页。我向她借，她还肯呢。

于是我开始就着原拓本“抄”。
      人家对字帖是临摹，我自知功力的零，所以，只好另想办法。先在左右两侧各叠几本书，然后找来一块窗户的玻璃，架在上面，再牵一盏电灯亮在玻璃的下方，之后拿一张字帖放在玻璃上，又把我自己的毛边纸铺在字帖上。这些都就绪了，才开始握着铅笔，一字一字一张一张地描线。等都描完了，帖归还给原主了，最后用毛笔沾着墨汁把空心字填实。

这样的“抄”书，当然另类，不得了辛苦。

      1973年在白沙孔原抄了《诗经选译》，作者是余冠英先生。

借给我书的“借阅人”索回的急，我没来得及抄完。这在手抄本扉页上我有记载。

这应该是73年下半年的事，因为不久我就被“分配”了。

在白沙“五七干校”，我认识和有来往文学方面，后来成为我导师的方策，那时已经先分配走了。所以，此书不会是从先生他那里借来的。若是他借给我的，应该也就不会急着要回的。
      当时肯借书给我的，唯一还有黄时基老师，他不是“五七干校”的，而是在职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师。这书应该是从他那里借来的。
      对在文学方面给我影响甚大甚深的二位，我曾在06年12月27《在他的土地上——祭黄时基老师》和07年2月25的《我师方策》分别写有文字。

     1973年新年不久，我从白沙孔原被遣返回下放前所在福州的原单位后，立即又被发配到邵武管仓库。因为工作忙少闲多，一起工作的同事只不过二人，环境也清爽，所以，个人支配的时空很大。
      这时期知道谁有书就往那跑，我读的书很杂。
      之前在福州，我有个好朋友苏经建。他的姐姐苏弢也在邵武，是插队的知青，在县郊的莲塘公社。因为有她，后来就认识了福州去的男知青陈昌康。由昌康又认识了杨久曦、陈嫩俤，邵武县插队当地的知青俞建峻，再通过其中的谁，认识了在卫闽人民公社防疫站插队的福州知青杨兴，认识了已经上调到邵武县邮电局的原福州知青唐伯钦，甚至认识到隔壁县的顺昌去了，其中就有在埔上公社插队的福州知青刘耀煊。

     有了这些认识的人，因此有了难得的偶尔还有着的，哪怕残缺不全的书本。每到星期天我就往他们那地方去。印象最深的是，峻弟到处为我搜罗旧书。还记得有一次，听说杨兴手头有本什么书，我买了两个馒头，花了1毛5分钱钱买火车票去他那里抄。

    他们中也有几个也向我借书或来我这里抄书的。

      要知道，那年代，我已经到了饥不择食要读书才能消磨时光的程度。虽然已不知抄的哪是谁那里来的，但都在1974年9月《文艺资料》、11月和1975年4月的《读书笔记》第一、二集的手抄本里。
      时光过的真快，峻弟和我的通家之亲情，已三十五年。
      1976年我调回福州后，经耀煊拿来一叠旧体诗词手稿，而认识了在埔上的顺昌县磷肥厂工作的李木水。与之交情甚焉，也三十多年。

      我完整抄书的最近一本是1982年的4月。
      经建有位很要好的朋友陈伟。陈伟的父母在香港。他知道我当时在教些门生学旧体诗词，便有意推荐香港教育司署中学会考课程的《中国文学精要》给我。
     我就把栽着它，用誊写钢板的笔抄在蜡纸上，油印了，发给各人，作为教材。当时是抄一篇课文，讲授一篇。共三十九篇，一百二十二页，教了七个月。

                               2010-07-27 整天  /  28 子夜

      【备注】

      《在他的土地上——祭黄时基老师》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6/1985.html

      《我师方策》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6/20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