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读书，不苦是不行的。如果连最直接、简单的抄书都不用力，很难说学有功业。
      我之所以现在仅能想些杂七杂八的，跟不再抄书颇有关系。
      现今有了钱，要买纸质印刷书就可以买。不想花钱，可以上网下载电子书。网上找不着的，到大图书馆去，付了复印费，要哪段得哪段，要哪篇有哪篇。是啊，没必要再抄书了。
      年青时那样刻苦，说了不知多少好话，做了不知多少一定按时归还的保证，文化大革命里还得加上最重要的一条——“绝对保密”，才能借到一本书，赶紧地没日没夜拿着笔，把一部书给抄到我也有了，再去找另一本书来。
      斗转星移，时不我在啊，手抄本的白纸一页一页的黄了，脆了，我呢，脑袋瓜的黑发一根一根的白了，断了。到没我了，这些也一股脑儿的没了，烧了。作为一回真人、真事、真情来说吧，即使儿孙，也不过因为尊敬，而勉强听成了故事的。
      但，我还是自己写自己的。
      自己给自己写真事，拾一些老松的果儿，虽不是啥木头，但真情尚且如花。

      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把四本一套的《古代诗歌选》、三本一套的《古代散文选》、零买了八期的《诗刊》和一本手抄本，以及一些课本，装在一个原先装固本肥皂的纸箱里，带回到南平。
      1969年10月一群人临下放前，我师傅董子舟看我手忙脚乱的，就去电信器材仓库，帮我要来一口长宽高都是60公分的大木头箱，这才把我好不容易积攒的几十本书籍，满满当当地装了进去。
      在南平大凤人民公社，几经辗转，调往凤池大队那天，俩送行的农民帮着抬，压得他们想不到的重，笑问我：“里面是不是装的金子啊！”
      1972春，去闽侯白沙，进省“五七干校”前，我先把这口大木箱，连同另外几件杂物，寄放到在当时还居住在福州三角井的大姨妈家。
      1974年1月我重又被发配到到邵武仓库当仓管员时，书未增，而多了几个手抄的簿籍。
      在邵武手抄原本书的来源，昨天写《【旧日功课】抄书》的时候，已经记述过。
      这里要说的是在邵武买得到的是些什么书。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前后一共十年。就其历史来说，1975年已是后期。出版物稍有些松动。例如：
      书画类的有杂志《工农兵画报》、《连环画报》、《美术》，画谱有《白描花卉》，字帖有《九成宫醴泉铭》、《多宝塔碑》、《玄秘塔碑》、《圣教序碑》、《曹全碑》、《龙门二十品》、《兰亭序》、《黄州寒食诗帖》、《蜀素帖》，虽说是些选字编辑，不是原碑的拓片帖，但足以在苍茫中有点点青苔，尤其是全本的怀素《自叙帖》，实在令我爱不释手。
      古籍类的有《贾谊集》、《盐铁论》、《唐语林》、《韩非子》、《商君论》、《孙膑兵法》。这几种读物的再版，是林彪叛逃事件后，为迎合新一轮批林批孔的斗争，提倡法家，打倒儒家的运动需要。我在的仓库是省属单位的下级，行政关系不属邵武当地，所以，借天高皇帝远，与二三同事逍遥“法”外，却是借着机买书来读，管它的作什么用的。
      文学类的有《李白与杜甫》、《李贺诗歌集注》、《龚自珍诗文选集》。《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在文革中讨好毛泽东意志的作品。李贺是毛泽东喜欢的“三李”之一。龚自珍也是他喜欢的人。上行下效，时人从之，我则买了来，好让锅里有米。
      还有一种特别的印刷品，叫《中华活页》的，应该属古文类的，新华书店有卖，一个月出几期我忘了，32开的，每期薄的4个页面，厚的8页，价格少的1分，多的3分，不等。忒好看，也实惠。
      比起来，一本书定价虽说超过1元钱的甚少，5角、6角的就算是不便宜的，也还真不菲呢。
      一个月工资36元，得寄20元回家，交小孩的生活费，但凡此“好“书，能买到的我都买。
      两年三个月后的1976年4月，离开邵武，调返福州时，在原有的一口大木箱之外，新增了两只木衣箱，其中一只装的还是书和手抄本，还有几捆其它功课的纸页。
      应该说，在这么一段的时间里，我读的书最杂，抄的书最丰，刻的苦最盛，收的获最多，用的功最实。
      文革结束以后，出版业并不是一下子都解放了。再版文革前中外名著真正有大几百种样品上市的时间，是到1982年了。当时书店按人数比例，给各单位发送与工作内容相应的购书票。每票一本。票面印着可购书的书名，限定购买的日期，过期作废。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与文史哲社经无关，所以，后来能买到上百本中外文学名著，全靠熟人、朋友帮着找票、讨票。其中，有两位帮的最多。一位叫陈骞，当过几天我门生的。他爸是市公交公司办公室主任，熟的人特别广泛，很找了一些好票。另一位是在市里最大新华书店文艺柜的营业员，姓黄的小伙子，他是我那单位一女同事的弟弟，凡是到期没人买去的，恰好我又找上门去，就让给我买了。
      再一种书刊的来源是在邮局订阅。热门的杂志也得凭票。好在我订的《语文学习》、《艺术世界》、《世界文学》、《文艺论丛》都偏冷，所以也都订了全年的。
      也就从这时期开始，我不再怎么抄书了。在昨天的《【旧日功课】抄书》有写：“我完整抄书的最近一本是1982年的4月。”

      那时我的月工资46元。另外，一个月在文化宫、图书馆的文学讲座上，约莫可以讲四个晚上，每晚得报酬2元。除保证供给孩子的费用外，本应按月上缴35元给我的母亲日常当家的钱，常有被我拖欠的。用钱买书，我的父亲最是支持，我的母亲也因我喜而乐，从不提起我“欠费”之事。这样的经济拮据状况，直到九十年代，我坚持在外企兼职，甚至同时兼职三家，才得以彻底解决。而这时，我的母亲已去世多年。内疚之心一直影响着我的后来，我一直以加倍的孝敬报答我的父亲。
      1985年2月我完全进到新的单位，因为专业的关系，改读的书全是人文的理论，买的书也全是专业方面的理论书、经典著作、工具书，几乎把以前所有的文学书籍搁在了一边。这一搁就是二十多年。
      如果说，不属专业的只有一种杂志，是从不间断地每期必买的，这就《读者》。
      基本都有买，但时有疏忽的另二种刊物是《视野》和《电脑爱好者》。
      到我六十岁，新旧书已竖站横躺地占满了三个“顶天立地”的书架。
      2007年室内二次装修时，杂的一些书、杂志挪走了一批，有二三百本。搬去寄存，再搬回来，途中怎么地丢了两大编织袋，约莫失去百本。
      即使后来另外又量墙做橱，加了两挂壁的，到现在，书也还是得塞了又塞。

      书买的越多，越只是翻翻。
      书读多了几本，就挑三拣四着发觉新书的不是、不足。
      越是近些年，能让我完整通读一遍的书，屈指可数。
      有的书，翻个首页，就到末页，再翻到中间，抽着看一页的几行，又一页的几行，就不看了。
      所以，越来买的书越少。
      买来书，看最主要的，看我完全不知道的章节。这样，免得我去下载，免得我去复印，免得我看电子书。比较起拥有一本纸质的书，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确实不在同一品位。
      回头来看青年时所有抄的，今天皆唾手可得。所留的黄纸旧本，不存在价值。惟有一品内在——我的意志，从抄第一全本书开始，是愈发成就我的功业之同时，调整了我品位的。
      当然，这惟一，必然终将飞灰烟灭。
      四十多年过去，那口长宽高都60公分的大木箱，迄今还在我们家，它曾经装过黄金的种子，虽然落地是松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