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有过4枚黄金戒子和1条项链。
      黄金项链给了我姐作嫁妆，那是1957年的事。链条很细，前中有个小小的缀子。那款式简单到我在网络上怎么找，都没能见着近似的。
      4枚金戒子，都还能在网络上找到近似的，只是分量上一看就知道没现在的这么厚，也绝不这么精致。在我的母亲与我父亲商量“是不是变卖掉金器”时，我听说过，那镶着的是玻璃假钻，嵌着的玉是假翠。
      印章式的那枚最有重量，我的母亲在我第一次结婚那天，亲自给过门媳妇戴上。
      到1985年，我的母亲临终前，交给了我剩下的2枚。假钻的和环状开口的。
      我这人对金器一向鄙视，迄今假钻的还在，但金的部分因为极细小，开裂后再怎么小心，也还是断了，只能搁住珍藏着。环状开口的，1989年某一天三个贼入室偷盗时，将之与其它一些东西一并从抽屉里窃走。
      在我记忆里，大人商量了好几回，结果也只是嵌假翠的变卖了。卖的时间，好象是1965年前后。卖得多少钱，我没听说。
      我的母亲并不曾自己戴过戒子项链的。这几件被极其珍惜的金器——我的母亲与我的父亲谈起时，都这么说“金器”，或说“家底”的——原先用一只长筒旧“玻璃袜”，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丝袜，兜里装着，上口打了个结，卷住，裹好，塞在衣服箱的最底。
      我听说过，关于这几件金器的买进，也听过那条项链是用买来的戒子打制的。
      大人说起金器的时候，多半跟生活有关，跟金价有关。我也是在大人的商量中，知道“世局”、“势况”这样几个语词的。

      一种很低级但的确存在的直觉使我感到这些金器，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拿来救一家人的，也是在儿女婚嫁时所必备的。
      应该是经历过太多太长太艰苦的国难世乱兵荒马饥，一种积累而来的忧患意识，深深地激励着一位这样目不识丁的家庭主妇要节俭节俭再节俭，以维持家计，以防不测之灾之害，而能以不变的一应付一万变化的最好之物，莫过于黄金。
      因为这样的话题多了，反而让我从少年起就觉得多余，逆反的心理当然着不屑黄金。
      然而，我的母亲却宁肯自己舀那么半调羹的鱼汁，下一小碗的稀饭，夹一筷子的腌菜，送一中碗的米汤，30岁到45岁，天天编竹篾水果篓子，起半夜睡三更，从劈开毛竹管，到片竹为条丝，从打底到成品，连本带利一个大的卖3分，一个中的卖2分，一个小的卖1分，就怎么积呀攒呀，连同我的父亲之薪水，除去日用，所剩都给我第一次的婚姻和孩子的生养。48岁到51岁，竟然还到我的父亲管理的电信仓库去做家属工，搬运器材。人家多数年轻力大的妇女，一肩可以扛得起1捆50公斤的通讯铁线，走百米小路，装卸货车；能一趟扛得起3根合计30公斤2米2长的木横担，一天赚得1元5角钱，而我的母亲本身才40公斤的体重，无论如何是扛不起铁线的，就只能一趟扛得起1根的横担，还落在人群队伍的最后，一天赚个4角钱。就这样积呀攒呀，连同我的父亲的薪水，除去日用，所剩，用我的母亲所说的福州话讲“剩一点做手尾”。普通话的意思也就是：剩点给儿孙，留个吉利。
      仅此意义，可谓许多老人家常有的思想，合乎传统之道，那我就不必特意来写这篇纪念的回忆。
      写此文字，就因为我的母亲一生克己的意义超越了以上。

      意义的最重要一点，是担心自己的死在我的父亲之后。
      这是很偶然让我知道的。
      1985年春节，已经就诊多次，感觉到自己此番所患疾病必是无可救药之后，我的母亲对我的父亲的所说，被我在吃饭小厅里门旁侧耳听见。
      我的母亲缓缓地说：“这样也好，我先走，你还在的，你有退休的钱，看病还可以报销的，日子还好过。要是你先走去，剩下我，我没收入，一生积下的这一点钱子，会够维持多久！人讲了‘长病床前无孝子’，我们家的儿孙再孝顺，我们也不能够拖累了伊人。”
后来又道：“我先走去，下一个衣服箱里，有我前十把年就买好的布。红布、白布是整匹的，月白的半匹，还有小块的黄麻、麻布。丧事，我使一半，你将来使一半。到时候。依达一定忙到头晕晕的，伊怎么能顾到这样的事……”
      掩面回房的我，不禁泪下。
      一个月后，我的母亲走了，体重不到30公斤。
      再十九年，我的父亲也走了。
      二老各出殡日，皆孝子着大白，外别一小块麻，贤孙着黄麻，女儿披月白，其他家眷亲戚或肩搭白布，或腰缠白带。返回程，一概换上吉利的红。
      天下父母老去，礼仪皆如此。所不同的是，我们家的所用，是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母亲亲自的准备，为自己办后事，竟为子女之忧着想到细微末节！
      “不能够拖累了伊人”，这话在我内心比所有的金器都贵重。我早已将此祖传的，承继为我处生死万事的准则。
      要做到这一点，在我，克己已经做得很好，而关系到钱的积攒，又偏偏好难。
      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