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入党遭遇的两件事，7月1日那天在《我终于没摸过她的乳房》里写了。
      之后，这十来天里，就琢磨着怎么样写一篇回忆，记述关于我的父亲在世时对党派的见识，以及其见识对我的影响。
      唯一能记得的关联实物，仅有印象中的一本厚书，精装本，书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很想就从记起一本书开始下笔。
      直到昨夜到网上查找，见到私人旧书店里有欲将售卖的，样子的大小和封皮的颜色都完全跟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这才有了写的把握。
      从照片上的扉页来看，中文出版的时间是1953年。
      我们家1955年搬往梅峰坊之前，在胜利街老房住时，我还见过它，之后就再也没了。因此，可以推断我们家有这本书，当在1954到1955年之间。
      之所以能牢记这本书，跟政党无关，跟苏联无关，跟那个“布”字有关。因为我那时不懂为什么要有个括弧，里面有这么个字。直到上了初中，《俄语》课教到“苏联共产党”，老师解说这是个词组，其中的“Большевик”，发音是“布尔什维克”，中文意思是“多数”、“ 多数派”了，我才解了先前的疑惑。
      我之所以要从这本书写起，也跟政党无关，跟苏联无关，而跟它是我的父亲一辈子唯一花自己的钱，为自己买的唯一的一本书，且是政治书有关。
      凭我对我的父亲了解和理解，花自己的钱买这么一本书，一定是政治任务的要求。
      我的父亲一辈子还另有六本政治书，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单位公费发放的，它们是毛主席著作三本单行本《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一小本《毛主席语录》和上下二册一套的《毛泽东著作选读》。
      我的父亲有看报的习惯，那是1993年，我们家搬到现在这住所之后开始的，时年已85岁高年龄。之前，在我的印象里，没见过有翻阅的。
      我看过我的父亲多次填写履历表的底稿，上边“文化程度”一栏是“小学”。是不是这个原因使之识字有限，而有理由不看书不读报呢？不是的。单凭我的父亲家书的通顺和书法，工作中计数的快速和精准，多次教我这个新中国教育出来的高中毕业的人认识生僻汉字的实况，以及95岁期颐将近寿终正寝之前一年还把卷阅读《御香飘渺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事实来说，足以证明其私塾的功底。
      那么，之所以不为于政治阅读，以我之耳闻所见，确实与其故意有关。

      大约我六岁，也就是1952年前后，有一天，我的父亲下班回家，吃晚饭时，跟我的母亲说起局里研究提升几个干部，同时给加薪水，自己的名字列在几个科长当中，想到薪水已有六十多元的，好歹也是仓库的主管了，就主动提出让别的同事上。具体的话，我忘记了，但不要加薪，主动让给别人的这二点，我不但记得确实无误，而且我的母亲听后，说“这样也好”的那顺应的口气，也清楚在目。
      大约也就在那一年，快过年了的大冬天，吃罢晚饭，我的父亲又让我学样，钻进被窝煨住被子坐着取暖，看我的母亲收拾完了，在洋油灯前做点针线活时，象平日一样，这时我总能听些大人们的话题。但是，只要有防空警报一响，家家户户的灯火就立即吹灭。我们家小房间里安静得连我的心跳都仿佛可以听见。这晚，我的母亲也钻进被窝的另一头煨住被子坐着之后，我的父亲却在黑灯瞎火里说：局里的共产党要发展党员，自己的名字也在动员名单上，人家开会问有没有决心参加，有什么想法，我的父亲回答说自己“只晓自家做人，清白，老实”，“国民党，共产党，不管什么党，男家人一党不党”。我的母亲听了，还问了：“也是，国民党还来飞机呢，姑晓将来会怎样呢！”
      今天的人，完全有理由认为我的父亲思想落后，笑话我的母亲那样的妇人之见。然而，了解1952年时局的，知道从旧社会刚转到新社会的一般小市民心理的，则能感受得到福州方言男人自称“男家人”的内心矛盾和妇人目光的所见。
      我的父亲少小学从我祖父自办的乡村私塾，16岁业自古董店的打杂学徒，不及出师患了当时最是致命的肺结核病，由我的母亲带回娘家，全靠我的外祖父生活和出资医治，直到40岁的1948年，才由其在省邮政管理局当一官的姑父，即我叫“姑婆翁”的至亲，推举接纳进了有永摔不破之“橡皮饭碗”的邮政，谋了半职。当时，国共内战，国民党有集体加入的要求，只要你签个名，即成党员。许多人因此在1949年到1976年间历次政治运动中“交代”又“交代”，“坦白”又“坦白”。我的父亲正是因为自填“政治面貌”一栏历来“清白”如实，又是大家公认的“老实人”，而幸免。
      这些，不但全是听我的父亲亲自口述的，而且其中许多的事情，我都真实见过。
      直到2004年，我的父亲过世，也仅还有两次出口发表对党派观点的。
      一次是我姐1960年书信报告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父亲看罢信，告诉我的母亲说“阿珍进党了”——就这么五个字。
      还有一次是1976年，我在深更半夜获悉消息后，到隔壁居室，推醒熟睡中的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告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个人都被抓起来了”，我的母亲还懵懵懂懂不知何意时，我的父亲却猛地坐了起来，顿了几分钟，然后问：“哦，这样的话，这一派下台以后，那一派上台，时局会怎么样？”过一会儿，我都已经回自己的房间了，又把我叫了过去，问道：“你说，这格局会不会定下来？……要是不定下来，老百姓就六神无主咯！”
      对于我八十年代初做了约莫四年“政治思想宣讲”的社会活动，我的父亲从不置“可”，也不置“否”。我也并不曾向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说过任何关于我的所作所为。其所知，多是听得旁人说的。直到我调入以后这个单位，我的父亲才说了不关政治党派，而关系对我做学问很使之欣慰话的。这时已是1985年。我的母亲这年寿终。
      就我来说，对政治的关注和见解，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迄今，既不可能没有，也摆脱不了。究对政治的热情，则有过两个时期。
      头一个时期，始于发动文革的1966年5月，冷落在1968年1月“革命造反派”关进“学习班”进行“斗私批修”之际。热情因为不知何为政党政治，内心纯朴的感情和青春的冲动。
      后一个时期是文革结束的1976年10月，到1986年“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战”，我在一次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汇报会上成了“在高校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被告之前。热情来自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中全国到处奔腾着“四个现代化”和“新长征”的热潮，人民无不豪情满意怀，志气远大，身在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

      有许多时候，言者有意，意在自己，而听者无心，心能忆记。当年并不见得二者有必然的联系，过后渐渐忘了。岂知，有些影响，尤其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只有人有了岁数，子女也到老年了，特别是说话的父母不在人世多年之后，象我这样肯找寻踪迹，追思情感的，才能渐渐发觉其中的潜移默化。
      我老想着我的父亲的“只晓自家做人，清白，老实”和“男家人一党不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