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岁数，我偶尔会检讨自己的反面，感觉平生的做人也有努力了，有所得，得不偿失；认真了，都还好，到来是假；满意过，以为长久，到底是空。不但自己累，还累及到周围的许多人。
      做人做到这地步，对于不轻易也不喜欢后悔的我来说，最近还真的有“何必当初”的感叹。再往将来，确实有在不知所措中意欲“马虎”和“得过且过”的想法。
      然而，我又清楚，自己这性情是难得改的。
      过去曾经就性格中的认真和较针儿，找过原因，一是归之于青年时期在中文导师指导下渐渐养成的，二是受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产电影故事片《舞台姐妹》里一句台词“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的影响。
      自从前几天，在旧文纸堆里找到1981年的语文知识电视讲座作业册，又见着1964年高三下的语文课堂笔记本，再追寻到1960年初三上学期的俄语生词簿，以及其它十几二十件册簿，深觉其实近乎“天性”。

      1960年12月7日，我收到的一份十四周岁的生日礼物，是一本72开72页的小簿子。于是，我将1958年上初一以来的俄语生词逐个抄写进去。
现今翻阅，所有1040个单词，无一涂改，笔笔清晰。
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

      1964年高三下的语文课堂笔记本，是个50开100页的本子。里面有老师对十三篇课文的讲解。
与初中时的所写一样，无一涂改，笔笔清晰。
也没有人要求我做到这么个程度。

      1981年，三十五周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在白天要上班，以工代干做器材计划调度员的工作，夜晚每周一至二场在工人文化宫开书评讲座，隔晚在家教授十来位门生文学，还是在深夜收看中央电视台固定节目“语文知识电视讲座”。每课之后，按电视教师布置的练习做作业，因为我中途被派到北京学习政治，只听了四讲，也只做了四次作业，共14个16开的页面。
也同先前的功课一样，无一涂改，笔笔清晰。
      仍然，还是没有人要求我做到这么个程度。

      之所以我选择这三个时期的物件，来自证生性，原因有三：
      一、 少年、青年和中年，这中间不仅有时间的间隔，还有所在处境的变迁，更有懵懂、开志、意向的差别。
      二、 三件的目的都是为了学习。
      三、 完全出于自觉。除了我自己阅读和功课的使用，并没有一点要展示、示范的潜意识，也就是说，写它们绝无任何功利性的故意作为——因为，在我的个人史上，曾经有过强烈的功利意识，并为之说和过。
      正因为它们完全和绝对出自“纯自我”的所为，所以，由此可以证实我个性中的认真和较针儿几乎出自“天性”。
      几天来，我在寻思，是不是有遗传的基因在起作用。
      在记忆里，的确，我见过的生父的、大哥的、三哥的、六哥的书信，无一涂改，每张信笺不但笔迹清楚，而且折叠也都方方正正。为什么不说是教育，而是遗传呢？因为，我从来不曾与他们共同生活过。见到六哥，已经二十岁，之后才是生父，而大哥、三哥更分别在高雄和台北。他们也从来没教育过我任何“应该”和“不应该”，更别说文字的事了。
      我又在养育了我的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这方面来琢磨。
      我的父亲确是自己一写什么，坏了一个字，一定是整张纸全都揉了丢进字纸篓，然后重新写过。对这事，我年少时很是不解，甚至说过“这样好浪费啊！”的话。但，这并不能否定在意识里已经渗透进“务必正确”和“不得涂改”的教育。
      甚至，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每件衣服一定要折叠得整整齐齐，就连夜晚睡前脱下的衣服，也一定不是随手一放，而一定是亲手折平叠齐？即使三九严寒，也无一晚不如此是；即使耄耋之年，也无一回随便；即使生命终结的前夜，也不曾怠懈。
      我是不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受到这样的潜移默化，以至如其性，成其人？
      区别于我跟我的父亲、我的母亲的是，老太爷和老太太从不要求我“这样”或“那样”，而我却总是对我周围的人说：“你必须这样”和“你应该那样”。
      我能不累吗？
      人家不得不听我的，听了，不得已做了，能不累吗？
      若不从，或不如我意，必生气，甚至还训斥。

      搞得事与愿违，近而远我。

      我能不很累吗？
      做人做到这地步，结果呢？
      唱越剧的姐姐自我抱负“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倒也罢了，偏要求义妹也得这样，结果，二人都没了好下场。
      时过境迁，虽还是“字如其人，文如其性”，但人各有志，不一文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