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捡旧照，忽现这张我和他的，有关的事也就随之而记起。最初是他被迫辞职的全过程，后来是我托他拿本我收藏的书去鉴定的事，接着是他赠送给我一个小变压器的事，再就是他要我帮助他联系废旧报纸进口和大巴座椅生产的两项业务。以后就没了联系。如果不是因为见到这残存的照片，我还真把这些都给忘得差不多了。忘的程度，连我自己也愕然——竟然查了所的备忘录也没他的记载，想了三天才突地在今早起床时记起他姓伊藤，至于名字，到现在也不着影子。照片后面仅有“1995  9  4”的记号。
      不管怎么说，至少已经记得起那几件事，记得他叫伊藤，那就这么说下去吧。
      之前，我和冈田董事长以及他手下的几位工作人员的交流，依靠的都是随他们带来的在日留学或工作的中国人。1995年9月4日伊藤的到来，使日中交流株式会社中国代表处有了第一位日本专职的译员。
      伊藤四十岁，身高一米五多一点，个子小得就象当年我最小的孩子。在他作自我介绍时，有三点引起我的好奇——他是日本共产党的党员，他在北京大学留过学，他曾经担任过福州大学的日本语教师并在学校附近闽江西河之畔买了一套住房。
      就在人员介绍程序完成之后，开始工作不到15分钟，一场相当激烈的争执后来转而爆发在冈田和伊藤之间。最后，伊藤急匆匆地离开了事务所。在旁无他人会日汉语言的情况下，双方只好各拿一个掌上翻译器。我这才大致明白了，伊藤已经辞职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辞职，但我遵守基本的礼貌不去提问。
      现在的问题是：按照日程，明天冈田举行酒会，分管外企的副市长将出席，如果没有有经验的翻译的话，交流就无法正常进行。
      冈田让我立即想办法。
      我建议，仍然招回伊藤，至少把明晚这事项完了再说。
      冈田否定。理由：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伊藤，都不可能走回头路。因为他们都是日本人，性格中这是相同的。
      我立即通过朋友，联系好省外贸局的一位日语翻译，谈好了以时计费的价格等等。
      这件事，就伊藤来说，只剩下回到东京之后，按程序办理离职手续。作为董事长，冈田没有必要，也不会再见伊藤。而我，却不能不好奇——我想知道原因。
      于是，我电话联系好伊藤，夜晚10点在咖啡厅，我请他喝酒。
      我一见到伊藤，就问他怎么把酒店他的房间给退了。他告诉我，按照日本会社的常规，他既然已经辞职的，那么他如果继续住会社为他作为雇员时订的房间的话，费用就由本人自付，所以，他必须搬到他在这里自己的那套住房了。他来的路费会社已经支付了，而明天他回去的费用，则必须由他自己承担。
      伊藤还说，因为他自己不能服从董事长的指示，造成工作可能的麻烦，以及让我操劳，感到惭愧，对不起。
      我顺着他的“对不起”，说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伊藤再次说了“对不起”后，简单地说了一个过程：因为明晚要拜会官员，酒宴就成为正式的社交。按照礼貌，日本男士必须穿西装，打领带。伊藤说他事前不知道有此安排，所以没带正装。冈田知道后让他立即上街去买成衣。伊藤报告说福州市面不会有合适他身材的西服。冈田说不论价钱立即找裁缝连夜赶制一套。伊藤认为“大可不必计较这些，中国人关注的是你投资多少，而不是你穿不穿西装”——这时，冈田从他的办公室出来，伊藤站了起来——冈田告诉他“你是日本人，你应该懂得国民的礼仪。”而伊藤则说：“但是，我们现在是在中国，您不了解中国人。”
      伊藤讲到这里，就没再接下去讲最激烈时吵了什么，最后：“我知道问题因为我而起的，所以，我对不起。”
      原来这样！
      伊藤临走，我送了他什么，忘了。
      所以，他下次来时，回赠了一个220V转换成110V的小而轻便的变压器。那时恰好冈田送了一台IBM打印机一体的笔记本电脑给我，我先前用的变压器个头足足是日本产的4倍之大。也不知伊藤怎么知道我的需要的。不管怎么样，一个冈田一个伊藤就这么巧妙的连接在我这里。
      这次见到伊藤，他约我去他买的住房看看。
      真是好所在，江水横流，阳光充足，家具和家电一应齐全。
      他说，他一年来不了一回。这房子长期交给一位朋友代管——所有看到的垃圾、烟灰、空啤酒瓶……都是他的朋友和他朋友的朋友在这里留下的——这次他来中国，事前没告诉朋友，所以……
      伊藤就来一个晚上，然后就去上海。为什么来，他没说，我当然不能问。
      他问我有什么要他帮忙的。
      我托他带本约莫1940年前日本出版的大16开宣纸印刷竖排本的线装书《和诗集》，请他在东京找专家鉴定，看看，如果它在日本图书馆有收藏的价值，那就请捐献。他答应了。
      《和诗集》这本书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焚书时，我乘混乱偷藏起来的，封面和封底已经脱落得不知去向。之所以还知道书名，是因为虽残破，却有序言。全部排版的格式完全与中国古诗集相同。诗歌为汉字，内容我完全能看得懂。
      伊藤不久托人给了我一张比名片稍大的纸，上面写了一个人的姓名，同时稍来的话是“这本书交给这位先生了，认为是平常的书，没有收藏的意义。我就代你把它捐献了。”
      后来，跟日本人打交道多了，特别是自己到过并在了日本，才觉得如此纸条处理的方式，完全不合日本人行为的常规——无论有没有价值，哪怕是对方只送一张卡片画，作为个人的接受者，日本人是一定会亲笔写信，说许多客套的感谢的话，更不要说机构的接受一定会有相当于中国人收条之正式接受书的。岂有此理这除姓名，别无其它的！
      好在我这人相信，取之不当，去之该当，也就没去追究——何况我已口说无凭——我既没复印，也没拍照，最后连那纸条也没留。
      如果这书交给别的日本人，哪怕后来结识的三四十名中的任何一位，结局应该会不同于伊藤。
      我去日本时，没联系伊藤，因为他已不同我一个会社。
      伊藤有电话来中国，让我了解中国是否许可废旧报纸从日本输进和中国有否生产日本大巴座椅的两项业务。我都为之东奔西忙过。
      后来的事，后来的他，就没了联系。
      有那么一次，听人再提起过伊藤，原话说：“他信仰共产主义，怪怪的，一直那样生活着，孤独着。”
      说话间，时光也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