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行，3月22日到赤门。时已午后三时，正为没有值得入镜的而沮丧，忽见村路旁一列四把破旧的靠背椅，“四人帮！”我一下子来了精神，一分一毫不作现场摆弄，正面拍下一幅小品。
三四十岁的几个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倒不觉得什么，奇怪的是，五十中旬的老李说：“‘四人帮’怎么了？”
      我感觉出来，他这话里有话。
      一伙人继续前行，不便再吭声。
      入夜，我把白天照相机拍的下到笔记本电脑上来，然后一幅幅地过一遍。到那幅四把椅子时，我问斜靠在床铺上看电视的老李：“你不觉得这张拍的有意思吗？”
      “有什么意思？”
      “你不觉得这四把椅子这么巧排着的吗！我一下子就联想到‘四人帮’。”
      “那是你。”
      “你就没有这样的联想？”
      老李挪了挪屁股，把眼睛闭了：“没有。”
      我没再说什么，继续把照片看完。
      然后，开始写自己的日志。
      老李什么时候睡着的，我没在意。
      一点多，我躺下。
      屋里一团漆黑。
      迷迷糊糊中，感觉老李起床，我以为他去方便，没睁眼。直到有了一股烟味，才转身看到坐在那床沿的他，那黑糊糊的后背。
      “怎么？……不睡啊……”我应该是嘟噜出了这话。
      “你以为我睡啦！还没呢。”声音怪怪的低沉。
      “别寒着了。”我看清楚了那轮廓。
      “你说，‘四人帮’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篡党夺权啊！”我开始醒来。
      “篡党夺权的目的是什么？”
      “掌握政权啊。”
      “掌握政权的目的是什么？”
      “祸国殃民啊！”
      “你这不是很浑吗？”
      我坐起身来：“我怎么浑了？”
      他仍然面向窗户背对我，低沉地不紧不慢道：“篡党是谋略，夺权是过程，造成的局面，成者是救国救民，败者是祸国殃民。二十世纪起，还没有哪一个‘革命的’和‘反动的’要以祸国殃民作为治国目的的。”
      我有点惊愕——今天，这是怎么了——“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啊！”
      “是的，他们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他点燃了新的一支香烟。
      窗外依稀的光亮透了进来，不大的标间里，暗黑中弥漫着灰色的很有些呛鼻的烟草气息。
      那是下午，他在村头小铺叫买的：“来包中南海！”
      店嫂问：“新红的，16块。”
      他说：“就要硬盒的吧！”
       “三块八……”
      老李转过头来：“怎么不说话了！”这话是对我讲的。
      “什么？”
      “我看你是真浑了！我问你——‘四人帮’他们搞的最终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
      “哦，他们可以自己为所欲为啊！称王称霸啊！腐化堕落啊！”
      一点红光在那香烟头艳丽了一下：“前些天，我在网络上，看到四篇文章，哦，应该说是博客的文章，内容关于江青的，王洪文的，还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的。”
      “多呢！那有什么！”
      “不，”老李顿了顿：“那篇是个叫周方的新华社的记者写的，听说有个老人收藏了江青生前的遗物，一个女式手提包，一件连衣裙。那东西是江青自杀以后，李纳在从秦城监狱领回来，老人要，李纳就给了。”
      “有这样的事啊？”
      老李又朝着窗：“好不容易，那记者找到那老人的家，看到那供着的东西。我看那篇写的，那记者还说，自己眼泪差点掉了下来。”
      “为什么？”
      “那手提包在今天值不过十块钱，那件连衣裙，就连现在的老太太也不穿的。”
      “这个什么记者！连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都没有嘛——今天不值十块钱，那时候值几百块啊！连衣裙，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时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穿的什么！”我有些激动：“她那样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迫害了多少知识分子，迫害了多少革命老干部，迫害了多少文艺工作者！”
      “不要急嘛！你跟我发什么火嘛——”老李继续说下去：“这个记者还了解到，江青喜欢摄影，靠工资完全不够开销，只好向毛主席要点，毛主席借给了她，后来连本带息要了回去。”
      这也不过是一面之词。
      “这是一篇。”
      “什么题目？我明天上网查去！”
      “好象是‘新华社记者参观江青什么遗物’吧，你打我刚才的关键词，好容易找得到。”
      “还有什么？——你把香烟给掐了吧！”
      老李顺从着：“还有一篇，是记述王洪文的亲弟弟王洪双说的。说啊——王洪文当上党中央的副主席时，王洪双还在大西北当工人，直接联系他哥不便的情况下，自己到上海找到王洪文的当干部时的同事，想调进上海同类军工企业当工人。很快，上海市劳动局就为王洪双办好了调令。“
      “鸡犬升天嘛！”
      “王洪文知道后，让人转告王洪双不能调动。过后，又通过电话对王洪双说，如果所有干部亲属都调到北京、上海，那不乱套了，你好好在那边待着吧，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再联系。”
      这点我虽然新听说，但我相信。
      老李又点起一支烟：“我开起点窗户吧——还有一篇，说张春桥的，说这人虽然不阴不阳，但他从来在生活上、在经济上没有一点你可以找到不是的地方。所有批判他的，批判‘四人帮’的，都没有涉及到贪污和腐败。”
      我去了趟洗手间，回到我的被卧里：“还有呢？”
      “还有一篇，说姚文元的。说他是唯一活着走出秦城监狱的。说，现在能看到批判姚文元的，都是拿他的父亲姚蓬子来说事……”
      我打断老李的话：“你刚才说了这么一大通，是什么意思嘛？替‘四人帮’翻案？”
      老李正声道：“你浑呀——你以为我吃饱了，撑得慌啊！”
      “哈哈！那你？”
      “我？我没什么。‘四人帮’祸国殃民十年过去了。三十年改革开放过去了……”
      “时间过去的真快，那时你我都不到三十，你才二十出些。”
      “都一样。”老李把窗户完全推开。
      外面寒气清新得让我格外精神。
      “谁在台上，对我这样的人结果都一样。”老李做了三四下双臂扩胸的大动作，然后说：“我关窗了，睡吧！”
      我清楚的记得，老李的父亲是我们单位的人事科长，他十六岁时知识青年插队去了山沟沟，十八岁入党，二十五岁那年按政策他父亲提前退休，他“顶补”到我们单位，先是当搬运工，后来因为他自己去学了开车，又考来了驾驶证，单位缺个开小货车的司机，他就既开车又当搬运工。文化大革命后期，因为在“批林批孔”学习班里嘀咕：“毛主席给江青写信，说早就知道林彪，不过是借钟馗打鬼，会不会是江青看到林彪摔死了以后，才炮制出来的呀？”被告密了，结果挨了好几场批斗，说他是“公开反对江青同志”的，所幸，隔离审查了他祖宗三代，没问题，才不了了之。九十年代，国营单位没了，他一次性领到“割头尾”的一万四千块钱，老婆在乡下难产死了，自己一个人带着有爸没妈的孩子，还得赡养乡下的老父老母，直到老人家走了，孩子新近有的工作，娶了媳妇，他却还在开的士载客。
      这回，我找了他，我们包了他四天的车。
      “嘿！你怎么还不睡觉呀！”
      “乘你这会儿不用电脑，我看阵子网上有什么新的文章……我这人啦，没别的嗜好，就喜欢上网看人家写的……你睡，别管我……这叫‘关心国家大事’……”
      第二天，我买了两包香烟递给他：“抽吧！晚上我也好闻点！”
      “嘿嘿！中华啊！大中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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