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里，我在学校曾经听过两件传闻，印象深刻：
      一件，有人卖人肉包子。
      另一件，有个人饿慌了，在餐馆，还不等人家吃完面条，就往人家碗里吐口水，人家当然恶心，那人得到了吃的。
      我和我的同学们始终没有听说过有饿死人的事。
      世事过了这么些年，当我翻阅到史实真相的图文之后，才感觉少不知事的单纯和沉静在校园和学业之中，全然没有关于负面消息来源的封闭，也才渐渐地对自身亲历过的些事，有了相关的意识。
      07年1月中旬，我对中学的六年有过文字：《少年烦恼多无知》、《野菜充饥苦也甜》、《春雨润物细无声》，同年3月26写过《【我与饮食】无关文化》。回忆中，讲到了些种菜吃饭的事，现在这篇顶多简笔带过，就不再重复了。
      追溯到“困难时期”的“初兆”，我印象应该是跟“伊拉克蜜枣”有关。
      1957年深秋近冬的好几天，武汉大学二区中心地带的大字报栏板上，还新贴出武大附小卢校长的右派言论，并配有一幅她的头像漫画，一旁是先前两天贴上去的“胡风反革命团漫画，也还在阳光下风动着。这时，有许多人排长队买从伊拉进口的蜜枣。现在，我觉得这应该是国内食糖严重紧缺的信号。
      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各户居民已经有了《粮油定量供应本》。那时，邻居间还常有借本子买口粮的事，将人家月末没买完不再买的余数买完，借的是本本，所以一般是不用还数量的。我就见过我的母亲借来借去的事。但是，哪年开始按人口、年龄和从业，实行口粮供应的，后来又多了粮票、油票、糖票、肉票、煤票、布票，还又多了《副食品购买本》，这我就不清楚了。只知道，每月粮食的定量，一般的大人，男的24市斤，女的22市斤，不满多少岁的小孩减半，再小的再减；体力劳动的工人30市斤；我们中学生，男的30市斤，女的24市斤。布票，每年，大人是一丈二尺，听说刚好够做一件上衣和一条长裤的。其他票证的定量，我已忘了。
      现今我的孩子们当然会很惊讶：“你们怎么那么会吃啊？”“一天要吃一斤大米啊？叫我们半斤都太多了！”“你们可以吃水果啊！为什么不买水果吃呢？”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
      继续写下去。
      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追究，有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我没觉得风不调雨不顺的啊；有说“大跃进浮夸风”的，我不明白，既然地方政府浮夸的数据和按比例上缴的实物已经归了国库，以至民不聊生，那国库应该是前所未有的饱满啊，既然国库饱满，连毛主席也吃定量，怎么中央就不放粮呢？
      所以，我要继续把未看完的参与决策的高层人物的回忆录看下去。
      在“大跃进浮夸风”里，1958年我在武大共青团中学读初一时，我们的“红孩子科学院”在一块三平方米地挖深坑，垫多肥，只种一棵大白菜，让它疯长，三个月过去，达到一米高，一个人合抱不了，那菜邦子厚得象树皮。把母鸡关在鸡房,用灯光控制，把一天“变成两个昼夜”，让鸡下两个蛋！蛋壳软而透明，个粒小，就给母鸡喂鱼肝油，吃钙片，终于创造了一只鸡蛋重12克的记录。提供不出废钢铁给大人的小高炉炼铁，有的同学解跑到大学生的集体宿舍去，把他们刷牙的搪瓷牙缸拿了出来，交了公。
      我姐夫和姐姐每天晚上都去小高炉炼铁，回来时各得一块白米发糕。
      初二年级，我寄宿在校，晚上老师组织同学们到附近工厂帮助工人叔叔搞增产，回来时，也发夜宵的，同样是一块巴掌大的发糕。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不是“困难时期”的开始。
      真实让我们寄宿生对于吃饭有危机和急迫感的，应该始于1959年在校早餐争先恐后蜂拥食堂抢捞稀饭的那一时期。到中晚餐改各人一瓦罐成8人一个白搪瓷脸盆里面三分一的蒸饭，切割分食，相互中盯紧谁多谁少的那会儿，吃不饱终于明显摆着了。再到上午第二节后，取消课间操，改休息二十分钟，我们同学常常跑到宿舍后面的小山坡去，找寻野菜，泡着没开的热水，加几颗家里带来的小石子般粗糙的结晶体盐巴，细嚼慢咽缓缓下肚，使得连野菜都稀缺的那以后，才真正对“粮食问题”有了体会，但究竟是什么问题，没有人告诉我们。
      1961年后，我在华师一附中上高中，大米不仅定量，更减少了大米与杂粮的比例，配给中一半以上是玉米面和高粱粉，食堂用以做成硬硬的窝窝头。即使在那样没有一餐饭可以吃得饱的情况下，也有许多同学觉得难以下咽。
      学校里有十几位泰国、印尼的侨生，他们常常能收到国外邮寄来的一铁箱一铁箱的饼干和奶油，但我们同学之间从来没有过羡慕，也从无交谈这些事，大有“不该是你的，你就别去想”的自觉。
      在我寄宿学校的五年里，也不是从来没吃过饱饭的日子。最可行的吃饱饭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同学间组合，乙、丙先饿一餐，把自己的饭给甲一餐吃三份，接下来轮着来。这种办法常常让没吃饭的人饿得上课完全失去了意志力，尤其是刚好遇上体育课时，更是连动作的力气都没有。于是，很快就被放弃了。
      第二种是周末把退得的星期六晚餐和星期天三餐的伙食费三角七分钱和一斤四两的粮票，集中在两餐或一餐吃。我在高中时，常常这样，从星期六晚餐饿过星期天的中午，整天去到离华师一附中后门很近的湖北图书馆看书。到星期天的晚上人家闭馆了，再出来买两个二两的馒头回校。
      这样，把省下来的粮票卖给馒头店，加上节余的伙食费，买自己喜欢的书报。那时的书报极是便宜。记得，以此办法买得的新书有《古代诗歌选》一套，《普希金诗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旧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汉俄大词典》，杂志《诗刊》十几期，以及零星的《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和《北京晚报》。
      但是，这种办法很容易诱发“不买书了，干脆全部吃掉算了”的冲动，一旦失控，很容易吃出事来。有一回，我就差点被撑死。那是1963年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四点，我饿的实在无法忍耐了，走到武昌大东门的一家小小饭摊，用一斤四两的粮票买了两个半斤和一个四两的瓦罐蒸饭，外加一碗一角钱的萝卜清汤，狼吞虎咽下去。回校不久，肚子先是发胀，接下去是撑！再后就完全不能够动弹，直挺挺地倒在床上，连稍微动一下身体，肚子都会痛得不得了。我知道是吃得太饱了，也晓得唯一解决的最快办法是吐出来，但怎么舍得！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晚上八点，痛苦才开始减轻。我们同学中，许多人有过同样的经历。
      第三种是回家，父母会时常会将自己饭碗里的拨一些让给子女。我1957年8月末去武昌，到1964年夏离开，期间七年，回家两次，一次是1961年，一次是1964，都在寒假。1964年，最最困难的日子开始出现了不那么困难的端倪。例如，三岁的伟儿看到卖油条的，问：“舅舅，这可以吃吗？”而1961年则是最最困难的年份，我回家后，我的母亲掏9元钱买来3斤高价私米，搓成大汤圆，滚拌着另买的2两黄豆炒后磨成的粉，撮一小勺白糖，做了一大汤碗香喷喷甜滋滋的给我吃。我十分钟不到全部下肚。我的母亲惊讶至极——居然有能吃下两斤米57个榯的人！
      我的母亲说：“现在有许多人吃芭蕉叶，还有吃‘三猪甘’的。吃得脚肿，都不能走了。”我的母亲与我的父亲夜晚说话，常有谁谁谁“也得了水肿病了”聊题。有天夜里，聊到20元买一只容量8磅的高价热水瓶是多么好时，我的父亲说：“以后，怕再也买不到热水瓶了。”
      “三猪甘”是福州方言的语音，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植物。
      1961年以后，国家拿出极少量的物资，以高出平价数倍的价格公开出售。其物品俗语冠以“高价”。例如，高价油、高价米。我讲述中所谓的“高价私米”，是有人急需钱，宁可将自己的粮票卖给需要的人，需要的人再拿这样的粮票去粮店买平价的大米，这样，实际所花的买米钱等同国家的高价米。为什么不直接买国家的高价米呢？因为国家的高价米非常有限，排队稍去迟几分钟，就轮不到。
      如果说，我有听说“困难时期”的困难的话，也就这些。而能在家“吃饱”这样待遇的，当然一回到学校就不会再有。
      在学校，就我所知道的，同学之间是没有谈论吃的好坏和口味这方面问题的。要说讨论到吃的，仅有两次。
      一次是关于脸盆的蒸饭怎么分才可以公平的讨论，最后一致认为：8人围着吃饭盆，轮到的值日生用刀在盆里先平均瓜分成8份，然后把刀插在其中任意的1份上，再用力将脸盆旋转，等盆停下来，从刀对应的那人开始，依次分到各人的饭碗去。
      另一次是几个同学好朋友在一起，交流怎么样在现有的自备铝勺，不等排队拿公共铁勺的情况下，从稀饭桶里捞到更多干的上来，办法最好的就是：用铁钉在各自的铝勺上打几个洞眼。现在我的孩子或许会提出“为什么不直接改买捞瓢呢？”一则先前已经买了勺，没有钱再买，二是如果直接买捞瓢，难免太猖狂，犯众怒，告到老师那里，以后谁也捞不成。
      要说分寸度和羞耻感，那时代的人很是自觉的。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校园里、社会上有偷窃的事发生。
      但是不是别人就从来没有过偷点食物的想法，这我就不知道了。以我而言，我就有过几次。夏天从武大珞珈山步行，去民族学院站乘车往学校，穿过水利电力学院职工种的那片番茄地，真想前后没人时，随手摘几个还是青青的果子塞进口袋。但是，最终没有，羞耻心一下子就消灭了邪欲。
      在过去那些篇文字里，我曾经感叹着写道“那时啊，没有粗话，没有骂人，没有争执，没有吵架，更没有打架，在我们饥饿的正在发育的成长期的这一代，甚至连喧闹也没有！”今天再写，何止“感叹”所能表情的，实在应该赞美才是呢。
      我前面说过，我和我的同学们始终没有听说过有饿死人的事，归因在单纯和被封闭在校园和学业之中。确切的说，也不尽然，因为，初、高中，学校每年的夏天，都有组织我们学生去农村参加拾麦穗、学种菜的活动，不过每次都是早出晚归，类似春游，极少有直接深入到农家去的时间。只要1963年11月的那次例外，学校组织了我们高三的学生去湖北一个农村进行“访贫问苦”，为期有好几天。我们实地参加农田劳动、听取农民诉解放前苦难和说新社会幸福的讲话。我前面说了，1964年最最困难的日子已经出现好转的端倪，那年虽然还在1963年，但在那个村庄里还是看到过一只好大好大的乌克兰肥猪，因为那农村类似洪湖，地产粮食，湖产莲藕，水产肥鱼，所以我们见过他们的收成。然而，究竟有多苦，我只能说上一件今生难忘的，第二件也就没了。
      那天是11月3日。天将大雪，阴沉沉的厉害。已经放干水的莲湖，稀巴烂的湖底坦露得让江汉平原一望无垠的黑。我们放中午工的时候，见到中景有个女人在艰难地行进，走到一处停住，将手里的什么东西往地里放，然后迅速地离开，返回。我乘同学们吃饭后休息的时机，跑去那地方，一看，那“壮景”让我这一辈子对农民都怀有悲情！
      一个男人，赤条条在一人多深的大藕坑里，用铁铲在挖掘先前集体已经挖过的湖泥，寻找残藕。
      坑里的一只瓦罐，应该就是起先他的家人送来的吃食。
      一边有把锄头，把上搭着他的衣裤。
      他为什么要赤条条呢？只要我们那个年月过来的人，才不言而喻——因为一条裤子对于他是金贵的，他舍不得弄肮脏！只有见过三峡钎夫和煤矿工人的人——我后来见过这样的人——才知道，因为被湿过的裤子不但寒冷，更坏的是会摩擦得皮肤发炎甚至溃烂。
      历史有多少悲情我不曾看过，但仅那送饭的一幕和这觅食的一景，足以让我受教育于毕生。

                     

                       2010-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