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61”确切的意思是“从1959年到1961年生活过得最困难的三年”，是一句话的缩略词。
      关于困难时期的因由、中共领袖的看法和态度、政策的出台和高层内部情况，《王光美访谈录》、《陈伯达最后的口述》两书的口述者，是我阅读过的相关书本和文章中，最为直系的人物和说法。至于困难时期的社会状况，以政府公开的和非官方调查所得的数据为依据，最集中进行铺陈的，到目前，我看到的是《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记实（上、下篇）》。
      面对这二类角色、身份、地位、年纪截然不同，但又同时都能给我这样的过来人以历史性回忆的著述，我想，自己是可以写点一个中学生所在那个年月过过的生活，作为自己对人世的再认知。固然，如蝼蚁之语，此文字不是前行者留意的，但或许引得起我家无知孩童的拨弄玩耍。
      先混合着说一下“时代背景”、“环境背景”、“人文背景”和“作者简介”。
      1957年我在南平的小学毕业，我的父亲决定让我去“深造”，8月底，由新婚不久的姐姐和姐夫带往武汉大学。因为当年武大本身和邻近几所高校都只有附小，而没有附中，一时找不到可以不经考试直接升学的中学，这样，我就休学了一年。到1958年，武大学生中一批共青团员们创办了武汉大学共青团中学，我才又上了学。
      1959年，武大共中与武汉第十四中学合并，搬进了武昌昙华林，改名为武汉大学附属中学。于是，武汉大学和邻近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武汉民族学院的适龄少年都成了住校的寄宿生，只有星期六的午饭后到星期天的晚上这段落时间，还有节假日可以回家。
      1961年秋季我升入华中师范学院第一附属中学高中，直到1964年夏季毕业。华师一附中在武昌的千家街。
      那些年，昙华林、千家街都是小路。从武大到两所中学，都得经水利、民院、武测、洪山，还有几个什么公共汽车站点，然后在大东门下车。
      为了省点钱，武大的我们常常先走一段路，到民院才乘车。所走的一段路，其中有水利学院一些职工业余种的一片菜地。
      大东门去昙华林，步行要经过小东门，穿过湖北什么学院，然后才到的。要走上好一段时间。大东门到千家街，相对来说，要近得多。
      我的姐姐和姐夫都是1956年北京的大学毕业的。大学毕业后分配在高校从教的，第一年工资都是54元。第二年开始，转为64元。
      武大所在珞珈山，校内分一、二、三区。一区近东湖，呈环带状。三区五十年代末才有人群和多起来的住房。生活所须的供销社、新华书店、菜市场、储蓄所、邮电局、煤球场、小百货商店，以及田径足球运动用大操场和看露天电影的小操场、室内运动的体育馆，几乎都集中在片区最大的中心地二区。大、小操场和体育馆的四周便是教学楼、图书馆、实验楼和学生宿舍楼。教职员工所住的公房，则分布在三个区的各个点。
      我姐他们家先是在二区，住在历史系一级教授李剑农老先生套房楼上的一个单间，面积约24平方。1961年后面搬到三区，住在体育教研组简教授家套房楼下的一个小单间，外加一个过厅。两处住房的厕所都是共用的，二区的仅一个坐式马桶位并一个转身的大小，有门无窗。三区的大多了，还有大窗户，简家常有杂物搁置其间。
      那年代，即使大教授，也和一般住户同样，租用学校统一备置的家具，每个月从工资里扣除租金。我记得其中的几种月租单价：一张靠背椅1分，一张双抽屉的书桌2分，一个六层的书架3分，一张可以由正方形变成大圆形的餐桌4分。没有一种是超过4分的。
      三个区各有一个教职员工食堂。
      我姐他们因为是“合”在李老教授套房住，所以没有厨房。到“合”在简教授套房住时，有间很小的厨房。所以，1957、58、59年在二区住，我还不是寄宿生前，姐他们还没孩子，姐夫、姐、我仨的三餐就都在二区员工食堂吃。从框格的碗筷橱里拿出自己的餐具，到窗口排队买饭菜，坐到桌子边吃，吃完出门口，在一侧洗好碗筷，再放进橱里。这样的日复一日。到60年以后，我姐夫和姐有了小孩，我的母亲来带过伟儿半年，搬到三区住了，才在小小厨房用干松果生火，烧起小煤球炉。那时，我已经寄宿在校，难得回来。后来，我的母亲带着伟儿回到老家南平，我有去姐他们家时，三个人就从不远距离的三区食堂买了饭菜，端回到过厅来吃。因为三区食堂不象二区的那样有十几套的餐桌凳呢。
      二区员工食堂靠里有个月门，月门只是呈圆形，并没有门，月门里面摆了两套餐桌和凳，是外国留学生用餐的地方。在里面用膳的有北越的二男三女，北朝鲜的四男，还有朝鲜战场俘虏来三个美国男兵，其中一名黑人。记得他们本国间结伴来去，不怎么样有国际的交谈。
      那时的研究生极的少，享有助教的待遇，领工资，在教职员工食堂用膳。二区员工食堂里仅有一名中文系的研究生，林姓。因为是福州籍，我们的老乡，所以常在同桌。
      同桌的还有化学系的程叔耀助教和我们半个老乡厦门籍的林助教。
      我当时年少，跟包括留学生在内的许多一个食堂吃饭的人都有过调皮逗乐，有的甚至成为极好的朋友。
      我在中学六年，五年是寄宿生。按统一的规定：30天，每天三餐，每个月膳食费交9元。生病、周末和节假日放假的，可以退膳食费和粮票。
      9元伙食费还是个什么概念呢？刚好等于我们一名学生一个学期的书本费和学杂费。
      寄宿费是另外的，一个学期3元。
      前面，我提到往返住家与学校间的乘车，单程的车费是一角五分钱。对于一个星期才能够有一元钱包括交通费、学习用具杂费、买点生活用品的我们学生来说，是不小的金额。为了省这笔钱，除常常走一段路，还有就是不回去。
      我现在书架上，还珍藏有当年不乘车、退膳食省吃俭用下来的零钱买来的几本书。
      1957年，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二区中心地段临时竖立起几块张贴大字报的大面板。武大的广播站每天广播早中晚广播三次，以大合唱《社会主义好》开始，以民乐《良宵》结束。书店门楣上方张挂有一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标语。时候，
      从1957年秋到1964年夏，前后足有七年，我为什么要一并到“5961”来写呢？
      往下我写将出来，应该也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