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时的事，到老了才觉得不是滋味。明明是甜的，反倒成了苦。好不容易有得乐的，想着想着还真要催人落泪。公元2010日历才撕掉头一页，就觉得农历的春节已经逼得紧迫。要是我的母亲还在，就张罗着备置过年穿的、用的、吃的了。其中最是重要的红年糕，最是重要的红糖板，……
      壬子年腊月，已是公元历1973年的1月，我从五七干校带回家来五斤的红糖板，把我的母亲乐得啊直说到1985年谢世，整地念叨这糖十二年！
      我的母亲最后过的一年是从甲子到七十二本命的乙丑。甲子年末，我的母亲年年亲手操劳的红年糕惟独这年的蒸不熟。“唉！”我的母亲一声轻叹后，又自言自语道：“怎么就不熟呢……”其时，我的母亲已知自己得病不轻，虽然从不哀叹，却一句“可惜了这些白米浆，可惜了这些红糖板”，让我不得不急急躲开，沉重因此。
      现今，这大过年的又即将，因为我的母亲的不在，因为又见着红糖板，因为时下这天阴寒得厉害，也因为我自己老了年青，所以心事又掉转船头，回溯着去到从五七干校带回家的那五斤红糖板上来。
 

    

      07年4月3日《【我与文革】旧疤不痛》中写了我在五七干校的始末。
      那一节的文字，已经有了与己之前和与人相比，虽仍然有苦涩和酸楚，却更有出头日子、更有不再孤寂迷茫之乐、之甜。
      其中，一笔带过“在榨汁机前压榨过甘蔗”，未作文字于实际，其中缺乏滋味。今泛陈其善，不失原汁。
      深秋初冬砍收糖蔗之前，最劳苦的日子是盛夏酷暑，人得顶着烈日下到蔗田里去，给甘蔗施化肥。太阳晒得人满头满脸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被汗水湿透，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长袖长裤还得裹得严实，否则，蔗叶边沿的锯齿就会在人体暴露的部位拉上道道长血痕。血痕未必出血，但一遇到汗水，那就成了在伤口上撒盐，生疼生痒的难受。干校有几百亩的蔗田，光靠我们连的二十来个劳力，逐行逐块地施过一遍肥，也得猴年马月才能完事。可是，不干又不行。那时，部分叫“学员”的也好，称“战士”的也罢，陆续重新分配走了，干校不久就会撤消，田地移交给五四知识青年农场的传闻已渐成风声。所以，我们几个特别灵活的人，每天下到蔗田，就围着田边走圈，尽可能往里行撒尿素，再也不深入。砍收前，管农的老农工干部去检查，也就站在田头估产：“今年我们的糖蔗长得特别高，特别壮，成片的蔗林特大丰收，要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直到深秋初冬开始砍了，外边的砍完了，他们才大失所望，查找原因，发觉“是已经走了的那些人搞的鬼……”
      我们这个三连，从一年半前的最初二百来人，到这年寒冬腊月，就只剩下不到十人。我是其中之一。和一、二连抽调出来的二十来个人，合起来成立了个“榨糖的”，分三班，每班八人，三班倒。没干两天，我们三连的就一致要求“大夜我们包了”，别的连队他们何乐而不为，何苦而不避，当然说了“三连的战士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最值得我们学习！”殊不知我们这几个从半夜的零点上到早晨的八点，这期间耍出了多少鬼名堂呢。
      这榨糖的单层瓦屋，长约四十米，宽二十米。一头的高架上装着一台电动榨蔗汁的大机器，末尾有块正方形大约四平方米的，用红陶地板砖铺成的，四周有矮板围起的浅槽。其间安了六口大锅。锅下是灶。灶里烧柴草。头前榨出的汁经槽管流进第一口锅，汁水经烧煮由稀变浓，人工要用勺舀到第二锅，依次而操作，中间得把汁面的杂质、肮脏的泡沫捞掉，到第三四口锅了，再加点烧碱，促使杂质、肮脏泡沫完全冒出，直到从最后舀出粘稠的纯红糖浆，泼在浅槽铺平，待冷却后，用专门的平刀切成方块。红糖板就这样生产出来了。产品按规定，一律上缴给国家。
      因此怎么能近糖锅台先得甜，就成了我们这个上大夜的一班人心照不宣的不约而同之意愿。我们是绝对不能偷成品的，因为每个班次成品的斤两必定不相上下。即使我们班每人只偷一斤，十个人十斤，那一定会被察觉，一旦逐个隔离查问起来，难保没人先招供，那大家就全完了，档案上有记录，怎么能再分配，哪会有新的工作单位敢要！

      那就这样吧——
      比赛：每个人拿三根彼此差不多的甘蔗，看谁每根从头到尾，能最快啃得干净。
      兜起走：下班前，把预先准备好的特大号搪瓷口杯盛个七八分满糖浆，下班时，裹在大棉袄里，带回宿舍。
      “兜起走”不难，明白着告诉管我们的头，算是我们大夜班的夜点。头们自己也不过是老“战士”，见没违规，也就笑笑。
      难的是啃甘蔗比赛。榨糖的甘蔗是糖蔗，青的，长节的，硬邦邦的，不是果蔗那样黑红的，短节的，脆细腻的。啃过了节还好，左右开弓，嚼一口甜汁，得能偿失。最难的是啃到节时，那节有的硬得跟木头似的。别说三根全长的，能啃完一根，龇牙咧嘴个把钟头之后，牙齿啊，嘴角啊，也就不是自己嘴巴的了，但是，肚子饱了，甚至膨胀了，那在饥饿的岁月何等的难得啊！
      我记得，我们这大夜班啃的最快的是我同宿舍房间的。其次，便是和他同年纪的我。
      因为有了后来的“兜起走”，艰苦的甜食比赛也就成了后来的笑谈。
      那一年过年前，我们都还没走，干校请示上级，得到同意，无论职位，每人可以分得五斤红糖板块，按市场价买。
      今天，未涉那时的人们，可能觉得既然是“分”，那怎么又是“买”呢？这呀，唉！因为那年月，糖是凭糖票供应的，一口人一个季度才有“半斤”定量。也就是说，我们那次分得的，相当于两年半的总量啊。
      我的母亲那句独自所说的“可惜了这些红糖板”，不正是时世之人苦乐酸甜与共的共同凭证吗！
      腊月的大夜，寒气因为灶火的大作和糖水的蒸发，使那些的通宵达旦多了几分难得的暖意。
      蔗糖的甜味，因为蔗渣在雨后的阳光下发酵而泛着酸。

【附录】2007年4月3日《【我与文革】旧疤不痛》原文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6/2054.html
其中写五七干校的一节：
      1972年1月，因离婚的事，对方搞得连公社的工作组也头疼，恰好有名额去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于是，有了我后来去白沙孔原的经历。
      1966年毛主席作了关于“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的指示，因为5月7日写的，所以叫“五七指示”。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配发了全国首创的‘改造干部的大熔炉’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从此，开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整个中国大地，各机关单位把那些打入另册的干部以革命的名义下放到五七干校，名曰“五七战士”，实为劳动改造。
      我成为“五七战士”，又是不幸中的大幸。一，脱离了农村。二，这是干部重新分配的经由之地，将来会有工作岗位。三，这里吃有大食堂，住有大宿舍，人多热闹。四，这里属福州市的闽侯县，距离福州有不到20公里的铁路，还有轮船，有汽车，每个星期六下午干校有车送家在福州的学员回去，星期天下午再送回来。不回去的人可以原地休息。五，我的户口从南平移到省五七干校，这是今后移到福州的跳板。
      平日参加劳动生产，这是我力所能及的。
      我是三连的学员战士。我们这个连特别年轻，任务是‘哪里有困难哪里去’。所以，我在干校的一年半里，做过干打垒的基建工，当过种植花生甘蔗水稻的农民工，在榨汁机前压榨过甘蔗，在茶山采过茶，山林失火抢过险，制药厂里造过感冒冲剂，设计过包装袋。关于那些经历在《清溪捕鱼（散笔）》的《我师方策》、《伯父留下的一大家子》和《文政伯的太平万安上渡爱国》里有过文字。
      福建省的五七干校所在的白沙孔原，还是福建省第三监狱的所在地。“毛主席的五七战士”时不时会与犯罪份子擦肩而过，面面相觑，你东我西。用现在的话来说，也算是“一道风景”。
      1973年5月，干校通知我等七八个人去福州市劳动局报道。我们去了，因为我们原先都不是技术工人，所以当局让我们当锅炉工，我们都不干，又都回了白沙孔原。再等待分配。我又接到通知是去福州第八中学当教师，也不去。就这样，干校12月收摊了，我和那几位“老大难”的同志各自“回原单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