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余、茂义和我被下放到南平大凤人民公社南山大队后，一开始几天，太阳出来时，到中心村和几个临近的自然村子去走了走，太阳下山后，在队部翻翻社员花名册和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名单，也跟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民兵队长、十来个生产队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通讯员这些核心座谈，算是了解些最基本的情况，为往后我们开展“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布置的工作任务打些基础。
      南山大队是大凤公社土地面积最大，平洋地也最大；户数最多，人口相对其它大队也最密集的；望也望得见公社所在地的大坝，是最近距离我们省队领导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真要在大坝，想少开个会偷个闲都难，而如果被分到别的大队去，最近的也有几十里山路，高山的更可怕，夏天还得烤火。所以，我们仨在很受别的同志羡慕之时，自然也就私下隐约说一二句庆幸的话。
      虽然，分配来之前，也没少听说南山情况复杂，遇事爱闹，常有蛮事，但赖以生存所需的基本口粮和青菜不紧缺，还有茶树茶籽可以榨油，甚至还有生产高级香精重要原料山苍子树果实的油作为农副产品收益，条件好得足以让我们信心百倍地响应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几天过去，“五类份子”招之即来大队，自己窝蹲墙角，埋头黑铺盖卷，七八个龟缩老实，绝无轻举妄动。
      贫下中农社员，晨钟敲时已在地里，树大庇荫，暮色苍茫后溪边洗浴，四处宁静，惟有公鸡到时辰的打鸣，犬仔儿无事声非的叫喊。
      竟然能平静得如此这般，南山着实出乎我们预想。
      大队部是木头瓦房，上下两侧房间是办公室、仓库、通讯员睡觉的地方，还有腾出给我们仨的一间“宿舍”。楼下中间的过堂，黄土夯的地面已经黑得出油。后面有木头楼梯架到楼上。楼上中间是厅。中央摆放了张长过四米、宽过米半、厚有三寸的木头会议桌，桌两旁下方各有一条长长的长木凳，厚度四寸有多不少。光板的长桌面和长凳面，密密麻麻尽是大小钉子钉过又拔起了去的坑口洞眼，象是早先有人用作木工活的。
      白天谁也不在大队部，领导小组组长、会计，也都得下田干活，挣工分。只有夜晚，大队部300支光的大电灯泡发出了40支光的亮度，八九点钟了，他们四五六个人才会来转转。有开会各个人发五六句言结束。没会时闲坐瞎聊，说些农田、农活、农机、农肥、灌溉的事，兴尽而散。
      不知是公社特准还是水电站特许的，那盏灯在黑夜里是不灭的。我曾经在去公社独自夜归时，以它来辨别方向，虽然那似鬼火，却是我那时心头里最光明的所在。
      我们慢慢地熟悉了南山，习惯了南山，甚至乐于把根扎在南山，一辈子不敢说，十年八年，在国家没有新的安排，别无去路，四处茫然里，能保住三五十块钱一个月的原工资，派给我们农业劳动的强度又不大，应该还是可以的。
      万没想到的，这想法的芽还没萌出个头儿来，突地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之后，我们仨就不明不白地被重新分配，我和茂义去了龙湾，老余去哪，我现在忘记了。只是突发的那事，现在还记得：
      11月上旬，山里已经相当寒冷，夜里都会降霜。
      就是这样的夜里，有那么一天，时间已经10点多了，整个村庄都熟睡过去的时候。突地我们三人都同时听到楼下吵闹的人锤打大门的声响。木窗玻璃还映着外面火把的光亮。我们赶紧起床。应该是通讯员开了门的，听得清有好几个人咚咚咚地跑上楼梯的声音，其中还有大队领导小组组长和民兵队长的说话声。我们出来时，大会议桌两边的长凳上已经分坐着十来个人。一边是大队的三四个领导，另一边对面站着、坐着、蹲着六七个激动万状的农民汉子，三四十岁的模样，当他们个个眼神还都有着一种惊恐未退时，更有旁边一位约莫六七十岁老人低着头，用皱巴巴黑黢黢的大手抹着眼泪。
      不像之前那样，这时他们谁也没来理我们，几个领导连招呼也没跟我们打。
      因为他们说的是当地的方言，我们三个完全没能听懂他们说的是什么。但是，能从他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诉说和相互补充的样子里，判断出他们像是在表达同一件事的同一个过程。
      当那位老人家从怀里颤巍巍地掏出一条血的内裤和包在其中的一把大剪时，我惊呆了，全身打了个寒颤！
      老人家终于再也克制不住地号啕起来，旁边的几个汉子有的落泪，有的低头唏嘘，只有中间的一位断断续续的说着……直到他们随领导小组几个人一起离去。
      通讯员这时才过来，告诉了我们个大概。
      在距离大队八里地的一个自然村，一个男的上床后要和他女人那个时，他女人不肯。女人乘他睡着了，断了他的命根子。痛得那男的大叫救命，而女人被男家人捆起来时，还在骂就是要让他断子绝孙。那男的21岁。那女的22岁，已经是二婚了。他们合法领了结婚证的，才结婚十一天。
      “男的后来有没有马上送公社卫生院？”我们问。
      “有好几个人已经把他送去的。他们现在就是又赶去公社卫生院的。”
      “那女的有没有压送到公社人武部啊？”
      “没有。他们家穷，讨个女人很难的，他们还是想以后只要她肯好好跟着过日子，也就算了。如果被抓了，判刑了，她成了坏分子，那他们贫农家不就成了坏分子家属了吗……”
      因为我们仨很快被调离南山，这事的后续不得知了。只是，我有好几天，眼前总有那位老人家颤巍巍的动作再现，总有那汉子断断续续的声音入耳。那已不仅仅是他们的哀伤让我感伤，更是他们的那种恐惧使我害怕。
      我们最终都没有扎根在农村，茂义差不多一年后上调走了，我两年多不到三年后也走了，老余比我们走得后许多，究竟呆了几年，我不知道。
      至于农村的他，关切到性，他和她的事，关系到人性，谁又是不怕牺牲的？又有谁能把那根留得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