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入秋开始，省直属下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经过清理阶级队伍后的大部分干部，陆续下放到全省各县乡，极少数的人去向工厂，绝大多数人一竿子插到底，也就是直接下到村。
      第一批10月到农村的，若是举家搬迁的，按当地的安排，多半是在农户老旧不再住人的房屋里，自己就灶安锅做饭，而像我这样单身的，这一日的三餐，就得由大队的通讯员每天早晨来，带着到贫下中农的家去，在那里吃饭。挨家挨户轮流着，一天派到一户，下放干部每人每天向这家农户交1斤粮票和3毛3分钱。
      这就是当年的“派饭”和“吃派饭”。
      我是10月18日离开福州的，乘轮船逆行闽江而上，到达南平大凤人民公社南山大队的大队部已是晚上。打开各人自带的铺盖，余志远、叶积泰、陈茂义、我，还有随我去的知识青年刘振霖，六个人堆在一间小会议室里，过了第一夜。第二天一早，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吴家炉就来带着我们一齐去他自己的家吃派饭。
      也就在这天，老叶转到更偏僻的高山上的折竹大队去，刘振霖归到插队知识青年的生产小队去。他们这一走，第三天起吃派饭的就老余、茂义和我三个人了。去哪家吃，完全听由通讯员吴如英领着。
      吴家炉，当过兵回乡，极是厚道人。吴如英，当年不过十六七岁，上过学，在当地当年算是有文化的青年。
      南山大队，以吴姓居绝大多数。再怎么说，都是同宗族亲，所以，没几天，我们也就感觉到阶级斗争在这里不过是名副其实“响”和“应”，远不如城市里那样的行动，那样的阶级阵线分明，斗争真正激烈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所以，按照规定，派饭除了不派到成分划是地主、富农的，其他百来十户逐一轮流而过。
      因为是第一批到农村的来人，虽然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名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实是“下放干部”，要“通过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共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锻炼和改造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可是农民对我们是来干什么，会怎么对待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所以，派到饭的农户既不热情，也不冷淡，就象他们给我们吃的饭一样，他们自己平日吃的，干饭在木桶，早起刚捞起锅的，热气腾腾，中午凉了的不回蒸，晚上冷就冷着吃。
      各家各户都一样。
      菜有青菜，一碗，是在当年春节大队杀猪分得猪肉里割下的一块半尺长条带皮的肥肉，在大锅里抹过一下，炒三下，撒牙齿大小粗盐巴加水煮的。
      汤有米汤，一大碗，用木薯磨成浆，加米汤，加粗盐巴，煮的。
      也有特别为我们做一道他们过年过节结婚喜庆时才上的佳肴：一条肥鱼！第一次看到一个长条大盘里，有条金黄的肥鱼，面上浇汁还冒着热气，我们三人面面相觑，心生感激的同时，不免疑惑——这炸鱼要用多少油啊，油打哪来的呢？这鱼怎么看又怎么觉得是吃不得的呢？
      后来，用筷子那么一夹，还真夹不起任何一个部位的鱼来——是木头雕刻的鱼形，彩色油漆过的！
      那时，农家的人笑看着我们，我们笑看着他们，一起笑看着那条鱼……就这样，我们一家一家的吃派饭，一家一家地看锅台，看饭桌，看农具，看蓑衣，看斗笠，看泥腿，听着他们茫然的话语，放下我们的纸的钞币和纸的粮票。
      直到有一天，吴如英带着我们去到一户人家，我们吃了早饭回到大队，吴家炉问起今天在哪家吃的之后，我们的吃派饭被取消了。从那天起，吴如英以他是通讯员的身份，吴家炉派他家作为我们固定的吃饭点。
      事后，我们问起为什么，吴如英才说他犯了错误，不知道那接连的好几家都有麻风病人……
      这起始到结束的派饭，前后约莫持续不到一个月。
      也就是这么不到一个月最初的时间开始，我们这些过来人后来的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或者说今生我之依然，关注着农村，体谅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