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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参加工作初，我就到福州实习。最企盼的就是，有那么一天能够独自生活。即使头一年，实习期，高中毕业生的月薪是18元，但足够个人生活的全部开支。食堂伙食费9元，带水电宿舍房费4元，零用2元，储蓄3元。
其实，离开南平已出三百里，只身在外，也就算是独自生活了。但我更想有单独的住处，而不是三人一室的。我甚至想在任何一个楼梯下隔出个三角空间，一张床，一小桌，一盏灯，即可。
这样的愿望一直到我下放去到大凤公社的龙湾大队，才得以真正意义的实现。因为，在此之前，从小到结婚，在家，我都与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共住一间12平米的宿舍。结婚了，二人共住对门的6平米另一间。文化大革命开始，集中学习，集中斗争，住的是几十人的统间。从来没有独自的空间。
龙湾大队给下放干部安排的是一座与农舍比邻的单门独户的旧屋。以户安排，各有一室。我无家眷，年纪也最轻，所以找到的是厨房侧楼上的杂物间。刚好容得下两凳上的五块板，四褪上的一个面，一线下的一个泡和一身上的一脑袋。熏过几十年的门，像木炭。阳光透过屋瓦间巴掌大小烟黄的玻璃照进，将个泥糊的壁和木地板涂抹成浑然的小灰窑。没有蜘蛛结的网。没有杂物。似乎是已经有人来打扫过的。
除了门的外面和地板，所有能够看到的内在，我都用已备有的整张的毛边纸来裱上。看过中国画糊裱的技艺在这里得到实习。地板用竹刷沾肥皂水狠狠地搓擦过。当一个泡的昏暗照明着这真正意义的斗室时，当一个面搁住我的几本破书时，当一身一脑袋摆放在五块板上时，那一时，我觉得独自开始了我的独自。是不是生活，会是怎么样的生活，姑且不想，实际上特别孤僻的个性终于有了所处。
龙湾的日子或许不到一年，或许一年多点，离开后去到凤池。
凤池，省下放干部的林家，插队改造的过家，连同十数名知识青年，还有市下放的卢同志，都同住在原是凤池最大地主的三进大瓦屋里。那是一大座有高高围墙的院落。
我也住了进去。先是住在最后进的小阁楼的右侧。相对的住着卢。卢是女同志，南平市当地的人，病殃殃的，常回城，听说这后进曾经上吊过大地主的闺女。尤其是她楼下的过家大儿子夜晚拉起二胡，那悲凉凄楚让卢极是害怕。故，卢多不在住。于是，这后进的阁楼上，就住了我。
房间长方形，足有十一二平米，宽敞得很。原有许多的蜘蛛结线，有一小扇对开的木窗，嵌在厚厚的土墙上。顶上有木天花板。在农村，这是非常难得的干净的好的完整的房子。我稍加清理，也就安身了。该劳动的去劳动，该不动的不动。每当《二泉映月》、《病中吟》在漆黑的时空飘渺时，我常会从房间里走出，在有木扶栏的廻廊上独立。孤僻得到孤僻的和声，是那样的惬意。
我不得不搬到二进的左厢房，与过家的二儿子同室。那是1971年，除夕前我回了趟家，看望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孩子。大年初三，冒着纷飞的大雪去了凤池，打开房门一看——床铺的上天是空的，大雪刚好将那同样大小的天花板压了下来！
龙湾，凤池，一龙一凤，在二三十名同下去的人中，独我有此两地风水皆得的潜藏低吟。于今看来，比较那已逝者，比较那已卧床者，我在那里所遭所遇的不幸，呜呼过无数遍而没有哀哉，幸甚。
离开此地，我便去到白沙。美其名的“五七干校”实是劳改集中营。我睡过农家废弃房屋的锅台灶面，睡过工棚，睡过大统铺。
直到1973年头，我去了水北，看仓库了，才又有了一人一室。那是高四米的砖木结构房屋。面积是25平米的正方形。大大的窗户对着街面。隔壁就是办公室。仅有的一位共事的同志是有家眷的，住在另一幢大库房的隔壁。我的房间，两张大办公桌相背合并，两张单人床并排合并，两盏白炽灯光明合并，于其下，于其间，读书，抄书，习字，学画，作文，写诗，几乎为所欲为。若不是单层的建筑物，那便是不折不扣的“躲进小楼成一统”了。
1975年9月写《时近中秋梦游月宫寄故人》，末句“他日相知如问我，青松引路到龙潭。”此中“龙潭”，乃其时读李贽《龙潭集》，含将来效仿其于万历十六年初离开维摩庵，孤身入麻城龙潭芝佛院，与僧同住，日以读书为事之意。
岂知，半年后，我竟然由水北停南平，举家搬迁到福州。立栖身之地，仓山左下正是名曰“龙潭角”的地方，而房屋的紧右侧，居然真有一树高三丈许的松，可惜已枯。这孤独的山房，全是木结构。在一山之上，一坡之下。山之顶坡之上是一大座的洋房，据说是二战前日本的领事馆。这木山房原是花房。后经岁月改变，木山房也曾被休整居过人家。只是听说，那左侧二三百面积的菜地，1949年到1950年曾经枪毙过人的，便从此成了鬼弃。
我是一下子就喜欢得很这地方的。面对一江流水不腐，背靠数十邻居有缘，又是孤僻的所以。买来新瓦，翻了屋盖；握起铲子，清除积土，如此这般了三天，终于有了我名下的家。两室，一室住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和我的孩子，一室住我。各有22平米。我的一侧因有过道，通往另搭起的小厨房，所以略小些。小厨房的外边，还有三五席的空地。我的家人完全不知关于他人何以不住此屋的原因。即使知道了，我想，有我在，他们也无心于怕的。我有一友，欲赠我一图章，问刻什么字。我说“枯松山房”吧。
枯松山房一住六年，其间有山雨滑坡之害，泥浆入室；有台风灭顶之灾，粉壁倒地，皆一塌糊涂！但，每每想到前无此居之宽大，之独有，之合家，一切无不坦然。
六年后，枯松山房拆了，连同那一片邻居们的菜地，一并要拿来盖宿舍楼。
这一拆，我家就被安置到坡后的另一新整新搭新盖的单层单砖的瓦屋去。四居间，房间里含过道，各12平米。自己后来搭了间厨房。山房还是山房，房间多了，小了，又似乎可以安定了。有别于群落，还是孤独的。仍然符合我孤僻的个性。这房屋因为枯松已在拆迁时推倒去了，也就没了可以附庸的雅号。
即便没有自来水，得到山顶洋房去挑，即便没有厕所，我的老小得用马桶便盆，但能居家，比老杜的《茅屋为秋所破歌》，又是幸甚。
直到1984年春节前，“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市委书记”在我们“单位领导的陪同下看望”我，大笑：“这个建筑有意思啊！”二头打诨：“薄壳结构嘛！”我们领导说：“马上解决。”
1984年底新楼房竣工，我们单位用了一套单元房与这新楼房的兄弟单位交换了一套单元房。这样，我们单位的领导圆满底完成了上级的关怀。我从此有了自己的单元。三室一厨一卫一过道，48平米。这屋被我号称为“书田”。即使1985年我调离了这个单位，“书田”也还日见炊烟。唯有1985年3月，有那么三日断了炊烟，燃起的是我的母亲灵前的香火。
1993年春，我搬离了曾经有日本领事馆的爱国路5号，定居到了现在的单位的工改单元房。我的父亲安定在这里，一室静养，到离去，整十年。
从枯松山房到书田，前后一十七年。
从我最初企盼楼梯下的所在，到龙湾凤池的卧藏，到潭水千尺的潜在，到黎明的昏黄，斗室也好，山房也可，单元也罢，前后四十又二年。
想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一生因为我而居无定，最后定而寿终正寝；想我子孙因住房不足而夜夜必须席地，日日起身皆正直前行，悲乎？欣矣。
世道万变不离其宗，国是家事也。
2007-09-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