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十年，我偶尔去商店走走，在衬衣柜，得到国内推荐的颜色不是灰，就是白，而在香港和日本，则是由经理先问准备在什么场合穿的，正式场合有白的或其它浅色的，或者带细直条纹的；如果是休闲，则又分有海滨或陆地的，城市或乡村的，钓鱼或登山的，花色图案很是多样，而且偏于跳脱。因为职业身份的不同，社交场合的不同，我多以境外的格调穿衣。
     我穿衣以合适即好。所谓的合适，除职业身份与社交场合的融洽，当然更以自己的审美意识为主，也以价格合适为宜。一般的说，我穿便装喜欢单色二调的，对称对比的，稳重变化的。百元以上的衣服多是礼物，我自己买的不超过百元，一般三四十即可。有三四件的T恤降价后仅十五元，已经六七个夏季过去了，现在也还在穿。
     穿衣穿品牌，品牌的料工的确是好。我知道，有的我也可以买得起。但是，我觉得没这样的必要。倒不是什么艰苦朴素的思想，更不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是心灵受到触目惊心的洗礼。
     小时候，乃至我1969年秋下放到农村之前，我的穿衣无不由我的母亲张罗，或百货店买，或裁缝铺做，即使我寄寓武昌，上中学，也是一并包裹。家中有一对竹蔑编制得极是精细，还油过朱漆的针线箩，当是我的母亲的陪嫁品。我记事起，一只就常常是装了什么食品拿出来晒太阳用的，另一只里面有针、线、竹尺、大小剪刀、碎布头、纽扣什么的杂物。就我的记忆，母亲除缝钉被子、缝补袜底、缝上纽扣和为新葵扇包边外，便没有其他的女红活儿了。
     一来我的父亲是邮电局的职员，我的母亲很是为我的父亲体面的。我的母亲自己也是很重体面的，在家做竹编女工时，穿的极是旧的，腿部到膝盖还垫着麻袋，而出门则一身清楚。对于我，我的母亲最热衷编织毛衣。我的母亲编织毛衣的技艺在邻里很是有名的。在我的心目中，“慈母手中线”的“线”是我的母亲的毛线。
     我下放到农村那年，二十三岁。第一次长年植身在黑压压的贫苦农人中间。我开始穿自己缝补的衣裤。如果说曾经的破洞是心灵的矫奢，那么，补丁则几乎是心灵的救赎。我迄今还保持着这样的认识。因此，四十年来，我从未忘记那蛛网似的被褥，那寒冬里瑟瑟发抖的单衣单裤。到现在，我的内衣也还是破了先不丢，能补就补，能缝则缝。
     我真是缝过衣的。那是1971年，是给自己孩子设计、剪裁的，一针一线缝成的。这应了我的孩子现在的那句话：“我爸会的，我们都不会；我爸不会的，我们都会。”我的母亲会编织毛衣的，我不会。我的母亲不会缝制衣服，我会。我有了大儿媳以后，缝被补破钉扣的事儿，就不需要我动手了。只有，我的孩子们或离家，或去国，“临行密密缝”的该当的是我。我不记得为孩子们缝了什么，只是觉得缝合了我对他们的一些欠缺。
     也许我这样的呵护反而不能让他们独自打理自己的生活，他们在家，十足的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顶多也就是将脏衣服扔进洗衣机罢了。将孩子们推将出去，我也是出于其为人处世的考虑。
     想想我自己，十岁开始帮助我的母亲洗衣服，拧被单。十二岁寄宿学校，洗衣的事不会也得会。后来，成了人父，洗尿布晒万国旗，也是在情在理。即使有了洗衣机，孩子还没长成，一家老小的衣服也还是由我来搅惑。
     我的母亲在世时，曾经教我，得注意有的衣服会掉色，要将它分开来单独洗。
     如果从不染色的角度而言，颜色不是灰就是白，反倒简单。但世相之色，或海滨，或陆地，或城市，或乡村，或花，或图，洗而不染，此非审美观可以，谈何容易。
     世道如是也。

                             2007-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