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图片，我有在网上搜集下载来看。我主要关注的是那个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回忆文章。

即使是一般人，大凡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若不知其事件的来龙去脉，不知道它个大概，我觉得如同被砍杀而不知因何挨刀，遭谁所害，自己为何不曾防备，反抗因何未果——巨痛是无知的，麻木了。

 三位皆属文学巨匠、大师、泰斗级的大家，当年被砍杀，遭乱箭穿心，高知的巨痛且不麻木，所以有了传世文章。

 我呢？一个1966年20岁，1976年30岁的人，一个工人，没有他们的遭遇。所以，即使也受砍杀，也不过是在群殴中受皮肉之痛，何况自己也挥舞长矛，乱七八糟撮过一通。今日要写的，也就是将早已脱痂的旧疤再看一通，看看还有什么必要说的。

这里，我先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背景做一个交代。

我的父亲，仓库材料员。不曾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社团。我的母亲，家庭妇女。我本人，1946年初生，1964年高中毕业。1965年6月参加工作。仓库材料员。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作才一年。参加过中国少年先峰队组织。其他任何政治组织、社团未参加。

文化大革命本身有几个阶段，怎么样划分，是历史学家的事。我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历划分成四个阶段：

 一、兴奋期。1965年6月到1969年10月。学习文件、破四旧、参加群众组织活动、被批斗、被集中到学习班斗私批修。在大风大浪中此起彼伏。

二、彷徨期。1969年10月到1973年12月，下放到农村、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无可奈何政治命运。

 三、疲惫期。1974年1月到1976年4月，重新分配到邵武仓库当仓库材料员。莫谈国事，躲进小楼成一统。

 四、期待期。1976年4月到1977年春，重回本公司以工代干当业务科计划调度员。对国家政治前途喜忧参半。

因为先前在《清溪捕鱼（散笔）》的多篇文字中，例如《剪得断，理不乱》、《玉兰树下的和平》、《慧者波清》，有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所以，以下所记仅就未写事分解。

1965年各个单位组织人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参观军队学习毛著先进事迹展览，观看批判电影《林家铺子》、《武训传》、《早春二月》等片，从后来历史的演变来看，虽然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正式开始，但实际上，此前已有相关的活动。

1965年6月到10月，我是新参加工作，所以福州公司本部就安排我实习。学毛著、看展览、看批判电影，就是在这期间的事情。

在纸日记里有一篇我写到学毛著的情况。

【1965 06 09 农历乙巳年六月十一 星期五 多云】

下午讨论如何学习毛著的问题，我的发言：

 ①毛著的精篇如《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应普通（遍）反复学习。

 ②活学活用。

 ③业务不能脱离政治。否则工作问题老是存在。

 ④必需看到工人的文化水平有限，应帮助他们理解主席著作的主要精神。

 ⑤讨论问题不宜谈到太广、与主题关系不大的问题上去。

我是觉得自己是看到大家学习中存在着随随便便、漫不经心、工人不发言的问题，觉得自己既然参加了革命工作，就是革命队伍的一员，就有责任说，何况自己是高中毕业，有文化，才这样说的。

那年学习结束，我继续回南平普安堂仓库工作。业务上属福州公司直接指挥，政治学习则寄托在当地南平局。

1966年四、五月间，《人民日报》常发表重要政治社论或署名的批判文章，《福建日报》就出免费的号外。我就主动去邮局领取百来十份的报纸，从解放路邮局这边出发，沿着三元路挨家发下去。因为这样的报纸都是从福州下面用铁路运达南平的，所以派发报纸的时间都是晚上六、七点种，待我送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种以后的事了。

我觉得自己完成的是一件神圣的任务。\

接到回公司本部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年5月20日我来到福州。开始是上午到仓库去帮忙，下午参加小组的政治学习。不久，街头开始出现学生的游行，锣鼓喧天，到处在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许多的临时宣传队上街表演鼓动。我们单位也不知是谁发起的，就临时买来了大小锣鼓、十几面红旗，十几个男女没有任何化装，就在某一天的晚上到太平巷、十锦祠、仓山、三叉街、对湖等一带去，边唱边跳。其中我是唱歌跳舞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反复就那么几句，与其说那是舞蹈，不如说是体育课的“右腿前弓，左腿向后伸直”的前后挪动。不过，大家的热情高涨，很是积极。我记得，也就只去了一个晚上。也许是我们的表演太差，没什么人看吧。

尽管如此，我感到这是自己应做的事。

接下来是红卫兵的“破四旧”。我看到的唯一的一次“破四旧”，地点是解放大桥的南头，仓前路口，一群学生爬的爬，叫的叫，敲的敲，把一处旧会馆大门上的古代故事人物青石雕刻敲得体无完肤。围观的好几百人都在鼓掌。

这让我想到历史书上的五四运动画面。虽然我觉得那些工艺东西这样搞有点可惜。

我并不知道，那时，我的母亲在南平害怕红卫兵来抄家，已经将自家的两件有些年代的瓷器当街甩碎。一尊是观世音立像，一尊是笑口弥勒佛坐像。父亲将我结婚时买的一盏处理品木漆台灯小柱子用红纸糊住，因为上面雕有龙缠柱。

学生红卫兵的抄家风很快就让我们公司的青年人噪动了起来。我忘了是哪天的夜晚，十点多钟，是谁叫醒了睡觉中的我。我就随着八九个人一蜂窝地抄了财务卢维廉的家。卢家在对糊路的一条巷口。我在他家的二楼翻他的小玻璃橱，里面有一些书、本子。到十一点半，我没发现什么。听说，谁将他家的一个相片框拆开了，相片背后衬纸有国民党时期是一张什么证书，上面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还好，卢伯自己后来写了大字报，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虽然在会上对他所说的“自己过去去缅甸，看到缅甸人穿裙子没穿裤子”有批判，也关进品园的牛棚，但他不像陈景、郑义由那样，因为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而受到严酷的摧残。

在抄卢维廉家的这件事上，我是一直有恻隐之心的。这里面有私下的感情。因为他们是我的父亲的同辈老同事，在运动之前，我一向尊称他们卢伯、景叔、义由叔，他们为人也很正派，对我也好。

记得，也就在抄卢家的第二天中午，我什么事情路过福州高级中学，从学校门口看到一大群的学生红卫兵在教学楼前的一块大的空地上游斗几个人，个个戴着纸的高帽子，挂着牌，牌上的姓名用红笔打了叉。有的脖子上还挂着鞋子，有的则挂空酒瓶。前一个与后一个，个与个用绳子连成串。头前的一个人是戴深度近视眼镜的，有些年纪了的，女的。听说是校长，后面的是老师。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所描述的场面，是电影《红色娘子军》所放映过的场面。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有些不安。尤其是看见那串绳，我觉得他们成了牲口，在大热天的中午强烈阳光下，我居然冷不丁打了个寒颤。那个寒颤我记得清清楚楚。

此后的一天傍晚，我们单位组织去听学生红卫兵的辩论会。地点是在南门兜的孔庙。大几千人席地坐在大殿前的石板场地上。那天的辩论围绕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是不是对的，革命要不要论出身。

这是我亲身现场听到雄辩的第一次。青年学生的慷慨激昂，刺激得我很兴奋，我甚至也想自己参与辩论。自己的论说能够博得大家的鼓掌，如同呼风唤雨一样，这是多么的了不起啊。

随着毛主席的《我的大字报》的宣传，福州的东街口成为张贴大字报的最集中的场所，大街两边有政府专门用竹柱子、竹席子搭建竖立的大字报张贴长廊。学校、机关、事业、企业，甚至农村，各个单位、各个造反派组织，都贴。内容涉及上国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中福建省叶飞、范式人，下各行业单位的领导所作所为等等。那面的纸张还潮湿着，这头的大排笔就在上面写标语；这边的浆糊还在用扫帚刷上去，那边的人就围上来。日日人山人海，夜夜灯火通明。

为了不让别的单位贴大字报在自家的外墙上、大门上，于是，各个单位整面整面地将墙门油漆成红色，再用黄色或白色的写上标语口号。这样，整个城市就成了“红海洋”。

在这个时期，我差不多天天晚上会徒步四五十分钟，从仓山到城里去看大字报。我们单位的红色标语由会写美术字的同志写。我写的不好，星期天就去郊区叶下村，帮我的姑姑写。她家的破屋子有四面各一张报纸大小的没破的小壁，我都写上了毛主席语录。

我觉得自己能够为革命做点革命工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做点事情，是应该的。

《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参观革命圣地的纪念章、各造反派组织的红袖章的出现、是伴随着学生红卫兵全国大串联而流传盛行的。后来各造反派组织也制造出自己的徽章。人们在开会时戴像章、箍袖章、拿“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像前阅读语录条文，早请示和晚汇报，成为了必有的程式。

因为对人物的观点不同，于是各单位、甚至有的家庭，都出现了“造反派”、“保皇派”的派别。有了派别，就有了各单位派别的集结，于是，社会有了两大阵营。两大阵营的人们都自认为是真正的最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而视对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革命，因而势不两立。

我参加的是公司的“造反派”。公司两派的批斗对象和批斗事，我在《慧者波清》中有过文字。随着社会思潮的冲击，尤其是我成为我们单位“造反派”的小头头以后，我的活动从跟随变成主动，我现在还能记得的主要活动有：根据我们这一派的总部通知，到省委游行，在《福建日报》社门口静坐，把我们这个派的社会大字报抄贴在我们公司内，临摹了一百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头像；到当年全福州市最高的邮电大楼顶层八楼去悬挂大标语牌，散发我们自己油印的传单；1967年12月下旬随省直机关造反派兵团总部赴京上访反映军代表所谓支左实际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

当赴京上访遭遇拒绝接见，天安门的寒风送我和我的战友们走进凛冽的1968年元旦时，我们这个派，很快在军代表的进驻后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始，就全军覆没了。各单位的“造反派”的头头，都成了被揪斗的对象。

1968年夏的某一天下午三点，终于揪到我这一层了。我被我们单位的十几个对立派的人用绳子反双手捆绑，头上扣一顶竹纸篓糊成的高帽，脖子上挂一面木箱盖子糊成的牌子，高帽上写什么，我看不见。牌子上写“坏头头 隐瞒家庭历史的坏分子剑达”，我的名字是用红笔打了叉叉的。

同时被这样的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慧波、“坏头头 反革命狗头军师 幕后策划者”张功健、“坏头头 反革命分子”王春帆。四人各提一面锣，鱼贯推出小岭巷，我在他们三人之后，一路被赶，敲着锣走到信平路邮电器材一厂的大门口。一路上跟随看的人越来越多，到现场时围观者有一二百人。
      被游斗的我们四个，各站一个台上。我的台是用两张办公桌和一张办公椅子跌加起来的。他们命令我“爬上去！”“站好！”“低头！”

我高高地抬着我的头，结果不知道是谁用什么从我的背后戳打我的头，有两下戳过我的肩膀，我才知道他们用的是凉晒衣服的长竹竿。但是，我仍然不低头脑。我面对落日，心里想到一个人——刘胡兰！

游斗一结束，我乘看守我的人不备，立即借了一辆自行车去到某某所在的单位，把我的情况和估计的将来说了。我这时才知道，早两个星期某某已经向其单位交代了关于我的生父的情况，也已经表示与我在政治上划清界限……我什么也没有说，就迅速回公司了。

我回到公司，才知道许多人到处找我，说我受不了去自杀了……

我从那一天开始，被隔离审查一十五天。所谓的隔离审查，就是单独在一个房间写检查，从祖宗写起，写到自己的灵魂赤裸裸。有专门的人24小时轮流值班看管，未经许可不得与其他人见面。不能讲话，除非参加批斗会接受批斗。

我在被批斗时，检讨了我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追寻我的根源——1、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2、喜欢表现自己。
        我没有按照他们要求我承认的“受人指使”去揭发任何人。至于“为什么不交代你的家庭出身”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的家庭，我的父亲你们是知道的，是你们的同事。我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了。”

应该是我的父亲过去在这个单位的为人有很好的口碑，也许因为他们提到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在期待我“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这句话我落了眼泪被他们认为我有悔过，也许因为我才22岁，年龄是公司最小的，也许还有贯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政策”，我在被划归到品园学习班时，已是群众，被称呼为“剑达同志”。
 1968年秋，我随全系统的“牛鬼蛇神”、“造反派”、精兵简政去“斗私批修”学习班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学习班在品园，原是福建省邮电学校所在地。一个操场，一口用半个篮球做个水兜打水的水井，一幢两层的教学楼，一幢两层的行政小办公楼，一幢两层的小图书馆，一座包括医务室在内的木版小平房，一个工棚，一条贯穿这些建筑物的水泥路。有几百号的邮电职工被集中到这里。吃饭排队，睡觉在教室改的集体大宿舍，一间三四十人。批斗的和被批斗的，原则上原先是不同系统而同单位的，“这样斗起来，才没有私情，可以更加稳、准、狠”。

我这个小组八九个人，分配给我们的被批斗对象是解放前在邮政局办公室的职员叶某，是个女的，四十来岁。批斗的原因是她曾经有登记过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人员名单。那么，军代表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从她这里揭开国民党时期福建省邮政阶级斗争的盖子”。我被指派为这个小组的组长。

在学习班，被批斗对象站着，面朝毛主席像，不戴帽，不挂牌，但是必须稍微低头。一般是群众问什么，批斗对象答什么。在第一天的批斗会上，叶一开始就交代了一批人员的名单。我们还以为她害怕了，报告给军代表。军代表一看，这些人都已经是自己交代了的。于是，再开会批斗，叶又开出十来个名单。我们又报告给军代表，这下子这十来个就遭了殃。

后来，经过核实，那几个人根本就没有加入过任何组织。再批斗叶，叶又新交代几个，几个又遭殃。

叶如此反复，也许是她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但我却一直很瞧不起，我觉得叶作为人是很渺小的。许多人纠缠在她为什么三十大几的人还不结婚的问题上，纠缠在她为什么参加基督教的问题上，我作为小组长，没有去阻止。因为这样叶就不会随便“交代”出无辜。叶其实是很可怜的，她这时被关在牛棚。我时有故意安排，让她去写检查交代，以免她那样瘦弱的身材，按规定每天得站三四个小时，有时要站六七个小时。何况她丢在家的儿子才一岁。我私下会鼓励她，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为了她的儿子。每每谈到她的儿子，叶就无比兴奋，仿佛她不是在挨批斗，仿佛她完全是自由人！我因此而感觉到叶的母性是伟大的。

叶毕竟活着离开品园。比起跳井自杀死亡的景叔、用双手同时触电却被打烂双掌的某人、自缢未果颈两侧永远留下绳痕的某人、从邮电大楼六楼跳楼摔死的某人，叶是坚强的。

我后来为了不再当那样的组长，自告奋勇去画毛主席画像，去写毛主席语录，以准备参加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大游行之用。

1969年10月8日夜7时，从军代表那里我探听到，我将被下放到极其边远的泰宁县某农村。我当机立断说：“我爱人已经从泰宁调到南平……”第二天早上8时，军代表宣布下放人员名单时，我的姓名在“南平”之列。

所有下放的人员1969年10月15日上午在省府路1号大院集中，领取乘车船的票。16日，我乘9号轮从福州逆水而上去南平的大洲。这是个离南平还有几十公里的一个镇。著名的大洲贮木场就在这里的一个很大的江心岛上。

整艘轮船运载的全部是下放干部和家属。因为许多人是夫妻同时下放的，连户口也移到农村的，所以扶老携幼举家的迁徙让他们愁肠寸断。更何况，许多人已经都是四五十岁的了，他们不仅自己下农村，他们的子女属知识青年，也必须到农村插队，实在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更何况谁都不知道这一去什么时候可以回城。所以，在我们前面码头下船的人群中，有带锅碗瓢盆的，有带木头门板的，甚至有带木头马桶的。场面是凄凉而热闹的，空气是柔弱而悲壮的。

我的心情不是很复杂。一，庆幸自己面不改色心剧烈跳地冒死说谎能够得逞，否则我来不了南平，而去的是泰宁。二，我本来就是在南平的，我的户口一直在南平，即使下放人去农村，我也不必像其他人那样将户口移到农村去。三，南平，我的父母和我小孩的所在地，是我家的所在。四，即使我到农村，和所有的下放干部一样，是带薪去的，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在本质上不同于知识青年的插队劳动凭工分吃饭。

那么，我唯一的问题是我是戴了一条“政治尾巴”下放的——在军代表翻查改变我的去向时，我看见我的档案“社会关系”一栏有这样的文字：“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生父是国民党时期盐务官，一家1945年8月从台湾回大陆。现仍有二人在台……”

船靠大洲岸，下船的人们在暮色中个个茫然，究竟那一批有多少人，我不知道。后来，换乘卡车去大凤公社。人一到，就按公社事先已经有的名单，被分配去各个大队。我去了南山大队。

同时被分配到这个大队的还有余志远同志、叶积泰同志、王春帆同志、陈茂义同志。那一天晚上我们全都睡在大队部的楼上。

闽北是盛产木头的山区。这里农户的房子无论新旧，一般都是两层。楼下住人，楼上是粮仓、堆放农具杂屋的，也有少数人家不大不小的孩子住楼上的。大凤在南平是很不错的公社。南山又是距离公社所在地的大坝不过几公里的大队，农田是洋地水田，山林有大片的杉木和油茶树，经济条件是全公社最好、人口最多的大队。

我很庆幸自己在不幸中的有幸。在有幸中的更有幸。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下放干部，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直接参加农业生产的，但要组织农民开会、学习，宣传政策，传达上面的指示，处理纠纷。

不知为什么，第二天，叶积泰同志和王春帆同志就是被重新分配到别的大队去了。

剩下我、余志远同志、陈茂义同志，三个都是没有家眷的单身汉。大队书记吴火炉同志叫了大队通讯员吴如英同志，每天安排一户农家，让我们一家一家去吃“派饭”——给农民1斤粮票和0.36元现钱。

农民家家户户真是拿出最好的、最可以吃的给我们这些“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的人”吃——米饭、加了菜叶和盐巴的米汤、一块每年春节特意留下的大不过小学生三块橡皮檫的焦黑的肥猪板油肉在大锅里抹一抹然后炒出来的菜、一块大大的白豆腐。最有钱的人家，还会烧两条鱼——木头雕刻成鱼形，上面浇些用酱油和着地瓜粉煮出来的“鱼汁”……

直到有一天，如英同志告诉我们“今天，那家不要去了，那家有麻风病……”我们才知道，南山这里曾经有过麻风病患者。

没两天，老余和茂义也被调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在南山。吴火炉同志就让我固定到吴如英同志的家去吃饭。

平日里，我会用知识青年自带的理发工具给农民理发，省去他们理一次头0.05元——相当于半个甚至一个工分的支出。我还会教青年人学习文化。每天晚上，我的小房间里总有那么七八个年轻人说说笑笑。我甚至还教如英同志唱《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

有一件事让我永远感谢农民们，包括那位富农出身的赤脚医生，这就是——“天寒地冻的1969年，二十三岁的我被下放在大凤公司的南山大队。白天采了油茶籽的农民，夜晚家家户户用难得又难得分得的茶油炸油饼。一大帮贫下中农的孩子代表他们的家长，给我送来许多吃的。在昏黄的夜灯下，那油饼的光亮是金色的，温度是烫手的，夹馅是酸菜的。七八个小鬼轮番要我吃他的，吃她的，再吃他的……真好吃啊！城里绝对没有的啊！这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油饼啊！半个巴掌大的三十六个一口气囫囵吞饼下肚，他们走了。我睡觉了。十一点多，我肚子如搅，知道是真好吃的原因，立马到屋子外头大呕大吐……还是不行，清早，大队通讯员找来赤脚医生，打了一针——更是呕吐不停，冷汗不止……突然，听人说那医生：‘你要死了！打青霉素没有皮试呀！快打葡萄糖……’算我命大，又没什么事了。倒是，真把那赤脚医生吓掉了半条命——他的家庭成份是富农。”这段文字在《清溪捕鱼（散笔）》的《【我与疾病】健康第一》里记录过。

好意可能带来不好的结果，即使危及到生命，我依然感谢好意的人们，尤其是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给予我关怀的农民！

有一件事让我永远铭记吴火炉同志，因为他——火炉同志作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去南平开市、公社、大队的“三级扩干会”。正好那天我在南平家。火炉来我家，一见面就给我一只幼儿园小朋友用的口径不过4公分的小搪瓷口杯：“剑达同志，我本来打了一酒瓶的茶油给你，在上码头时，瓶子上的绳子断了……现在，就剩这些了……”

火炉健在的话，现在应该有八十岁了。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民，一份伟大得我无法形容的淳朴！油是轻浮的，情是沉重的！想再见火炉时，再取农村的暖意，不知道何时如意……

有一件事让我无法淡化的事实，这就是—— “接市革命委员会通知，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成果，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1970年从年廿九到春节初四，所有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必须到大队部集中。年廿九是1970年2月5日，我在南山大队的楼下看到七个黑黢黢的人，一溜子地全都蜷缩在全都黑黢黢的、全都结结实实的“棉絮”旁，背靠着墙基，沉默。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地主和富农！心情很复杂！

复杂到此刻我写这些文字，我还想嚎啕……

后来，我调到公社的文化站——在公社的所在地大坝，一小座四小间屋的平瓦房。里面除了我睡觉的一张木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就没别的了。房子的外面有一个可以贴通知的宣传牌。我自费买来一套毛主席支持西哈努克柬埔寨的纸图片，用图钉一一钉好，那就是我的工作。我有时会去公社广播站读报纸。

屋里充满潮气，屋外迷漫猪粪狗屎味的文化站，我好象有呆一个月。最大的成绩就是用毛笔小楷抄写了《唐诗三百首》，毛边纸的，线装的，送了人。

我在公社跟南平市驻公社的工作组王组长有过顶撞，于是，他把我派到离公社几十公里外的龙湾大队去。那里有早先去的高孔利同志和林仁哲同志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林林，以及仁哲的父亲；王金昌同志、陈茂义同志、林礼振同志。

龙湾自然村，临溪。村口有摆渡的小舟。上石阶，一片老大的巨木林。极至清幽。旁边是小小小的小学，平房，仅有的一间教室，仅有的一位教师，同时教七八个一二三四年级的孩子。

村庄中间是一条宽2米的河卵石铺就的路，一侧有一条宽一米的称它“水渠”太高雅，叫它“水沟”又太糟蹋我们人的一条流水道——人们的挑水、洗衣、洗脚、唰马桶都在这里——下雨了，路上的牛粪鸡狗屎全被冲刷到流水道……路的两旁是农户的房子，在中段有一房子是大队部的，有个小房间不到四平方米，是大队人马生活用品的小卖部。

除老高一家外，我和金昌、茂义、礼振，四人合伙，自己煮。后来礼振与香英结婚搬到铁场自然村去，茂义调回福州，金昌和我也散了伙。我在一个小土炉上烧几根拾来的柴做饭。苦中作乐，用半开大的白纸写了条横幅“问讯吴刚何所有”。哪知我的“厨房”隔壁是小便桶！惹来众人一场大笑……

半夜起来挑的水，得加明矾，好让杂质下沉。明矾加少了，水是黄的，看的人会发憷；明矾加多了，水喝到口口发麻，烧出来的饭是苦的涩的。

如果说我们的水是苦涩的，那么在龙湾除了我们下放干部外，十几名插队的男女知识青年的日子才是苦涩又苦涩的。他们天天上山下地劳动，吃不像吃，住在早年地主的院落里，听说地主的女儿在那里上吊的，“常常闹鬼”，所以本村没人敢住的。

我在龙湾住在房东厨房楼上的谷仓，大小有9个平方米。四壁的木板已经被厨房烟熏得发焦。我用毛边纸糊了壁和天花板，洗刷了地板，牵了电灯。还写了毛主席诗的条幅，自己做了日历牌。地方不宽余，经济不宽余，但我的心还好——除了参加集体的开会、劳动、四五个人一个月一道去公社合买一次斤把猪肉顺便买点咸菜外，我有大量的时间读书——读我带去农村两大木箱的书：乱七八糟，各种各样别人丢弃的杂志、书。我做了几个本子的笔记，有时甚至将听到的诗文也记录在本子上。

在龙湾，有那么一回，老高他们全都去公社开会，连开三天，我留守大队。一天，晚上六点，突然有农民纠集了几十个人，个个手握锄头、砍刀，要去玉山打架。我赶快出来制止，但是他们不听。我也只好跟他们去。

玉山和龙湾是隔壁大队，玉山属建瓯县的。农民因为山林纠纷，会发生许多的矛盾和争吵。

我们赶了十几里山路，终于到达现场——天啦！简直就是电影农民起义的场面啊——双方对阵，各有几十个男人，虎视耽耽，一触即发。开始是他们用土话讲理，后来是对骂，后来眼看马上要逼近对打了，我——突然挺身而出！站到两方的中间，大喊——“谁也不许动手！”“大家都是贫下中农！”“自己人不打自己人！”“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人民内部矛盾......”我的演说很有效果——我的那背景、那火把的光亮，我的那动作，我的勇敢——啊！就是电影里的施洋、许云峰、江姐、李玉和、杨子龙啊......

后来，我又被调到距公社所在地大坝一溪之隔的凤池大队。于是，有了《清溪捕鱼（散笔）》中《孝思堂孝思林公》所有的感情基础。

在凤池期间，我度过一生中与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共同承担最艰苦、最艰难、最被戏弄、最遭侮辱的婚变。我曾经因为傍晚五时接到“明天上午八点办理离婚手续”的“通牒”，连夜只身徒步六十里路赶到南平，却无人影；我曾经因为“收听敌台”而被告发——这是要坐牢的——导致我父亲下跪求饶；我曾经遭恐吓要被毒死；我曾经被逼在大年初三从家里到凤池，大雪纷飞，开我小门，只见床铺位上是被雪压塌的天花板——彼时我不在，故此时我依然，众邻居为我侥幸而乐：“大难啊不死，必有后福……”

1972年1月，因离婚的事，对方搞得连公社的工作组也头疼，恰好有名额去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于是，有了我后来去白沙孔原的经历。

1966年毛主席作了关于“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的指示，因为5月7日写的，所以叫“五七指示”。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配发了全国首创的“改造干部的大熔炉”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从此，开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整个中国大地，各机关单位把那些打入另册的干部以革命的名义下放到五七干校，名曰“五七战士”，实为劳动改造。

我成为“五七战士”，又是不幸中的大幸。一，脱离了农村。二，这是干部重新分配的经由之地，将来会有工作岗位。三，这里吃有大食堂，住有大宿舍，人多热闹。四，这里属福州市的闽侯县，距离福州有不到20公里的铁路，还有轮船，有汽车，每个星期六下午干校有车送家在福州的学员回去，星期天下午再送回来。不回去的人可以原地休息。五，我的户口从南平移到省五七干校，这是今后移到福州的跳板。

平日参加劳动生产，这是我力所能及的。

 我是三连的学员战士。我们这个连特别年轻，任务是“哪里有困难哪里去”。所以，我在干校的一年半里，做过干打垒的基建工，当过种植花生甘蔗水稻的农民工，在榨汁机前压榨过甘蔗，在茶山采过茶，山林失火抢过险，制药厂里造过感冒冲剂，设计过包装袋。关于那些经历在《清溪捕鱼（散笔）》的《我师方策》、《伯父留下的一大家子》和《文政伯的太平万安上渡爱国》里有过文字。

福建省的五七干校所在的白沙孔原，还是福建省第三监狱的所在地。“毛主席的五七战士”时不时会与犯罪份子擦肩而过，面面相觑，你东我西。用现在的话来说，也算是“一道风景”。

1973年5月，干校通知我等七八个人去福州市劳动局报道。我们去了，因为我们原先都不是技术工人，所以当局让我们当锅炉工，我们都不干，又都回了白沙孔原。再等待分配。我又接到通知是去福州第八中学当教师，也不去。就这样，干校12月收摊了，我和那几位“老大难”的同志各自“回原单位处理”。

1973年12月中下旬，我去了原公司，二话没说：去邵武仓库当材料员。我提出，我的档案、我的户口必须落在福州。很好，得到许可。我走人。

关于我在邵武，《清溪捕鱼（散笔）》的《西北明月富屯溪》有写。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在邵武的时间多极了，我天天画水墨写意花卉，春天去山上采杜鹃，把我的房间所有的瓶瓶罐罐插满映山红；夏天一个人在暴风雨中行进，回来写诗；秋天的月夜独自骑自行车去郊外，听蛐蛐叫，回来赋格律。还会去莲塘乡下和知识青年一起，学泥塑，谈古文，不亦乐乎！《人生笔迹》有几本册子的文字是那时的用功收获。

在邵武，曾经得到仓库河南籍六十多岁的老王伯的关照，让我感激他老人家。一位多么好的老人家啊，因为知道我画花，他1975年6月4日，专程搭火车去药村山上采芍药花！

那是怎么样美的永不凋谢的三朵白花呀！是他？是他的老伴？还有他的儿子？

在邵武，曾经得到线务段吕金阳同志和支美玲同志一对夫妇的关照，他们有两个儿子，大的在爷爷奶奶家，小的涛涛看到我就叫我抱。

金阳现在是不是还拉小提琴？美玲是不是还喂小鸡？涛涛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还有一张照片，好高了，又许多年过去，现在也是大三十几的人了啊！

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小梁同志，爱人是山东的。他们有两小女孩子。我离开那里以后，小梁也调回南平，做邮递员。小梁是南平人。父母亲年纪当时也就老了。很需要他照顾的。小梁是孝子，是很勤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