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600户居民不堪广场舞曲噪声长期的骚扰，集资买了高科技的定向低音炮“以噪抵噪”，这事让我联想起文化大革命的两派对峙。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五月下旬开始，到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十月，其间的风起云涌，文攻武卫，经历者不死而后已，记忆应当清晰。最重要，也最能从物理能量上震撼人心的宣传武器，就是高音喇叭。
      那时期，高音喇叭随处都有，城市的高楼之上，农村的路口电杆，汽车的顶篷；不论早晚，无论几点，即使深更半夜，随时都可以反复数百近千次地喊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宣战的戟文更是不停不歇；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就可以跳一二个时辰“忠字舞”……这样的事最后还再现于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的十月——庆祝“四人帮”的被打倒和文革取得伟大胜利。
      文革结束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前的青少年，已经都五十几、六七八十的人了。
      有时候，电视节目放点文革的画面，我就会想：这些人现在在哪？如果能找到他们，对应起各个人当年的状态，会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温州这次仅对峙一天就双方收场，进入协调阶段的事，倒是提示了我——何必去电视里找见那些人物，我自己不就是一个吗！虽然我没有参与扰民，没有只顾自己健身，不管他人环境感受，但是，我的脸面与广场上那些舞者不也一样老了吗？
      我也想过：四十多年前，高音喇叭比现在的要响的多，舞者的人数比现在要多的多，听众和观众参与的要比现在广大的多的多，为什么现今的人反感到甚至在网络发帖要“这些老而不尊的人早点死了才好”呢？
      是代沟？
      是作息时间不同步？
      是这些人彼此不成父母子女？
      是价值观?
      是幸福观?
      是遵守和违法“环境保护包括无噪音”？
      是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

      我很感叹，人是会变的。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环境的改变、物质条件的丰欠、人群的聚散、自身受教育和修养的进程，而变脸，而变心，而变思想。这变，既可以循序渐进，也会突变，只有两点很难很难变，这就是：出身血统所在民族的民族性，所在国的国民性。
      理论上来阐述，是必要大部头著作的，而有史以来与现实存在，汉民族的千古迄今，人群至少具有三个亘古不变或变化极少、极慢的共性:声要大、群好聚、窝里斗。
      四十多年间，无论高峡平湖、桑田钢筋、水泥城市、物是人非、朝廷代谢，只要人老不死，任何一处公共广场都难以禁止大声的喇叭、群聚的舞者；任何一个网站、任何一条新闻，都必定有地域性攻击的层楼叠嶂。
      撇开自古以来不说，仅就四十年的前后，同样是广场，同样是人群，同样是喇叭高音，不能说有怎样的可不比性，顶多是现象有某种似曾相识。然而，我却清醒地发觉，前后有不可隔断的民族性和国民性在延续。
      要问我对广场音乐、广场舞持什么观点。这就我说的。
      却有一点，我为温州人的那设备着想了想。以我小觑，温州26万的抗战设备，在当初购买时应该就有“以后不用了怎么处理”的打算——或减价卖出，或折价返回商家，或其它。网民一深圳者的建议：把设备搬到各地的广场，从而经营。
      不能说后者的想法，温州人不曾想过，或许本就有此一念。
      于是，我多余了关于这想。汉民族的国民不但有声大、群聚、窝斗的三点共性，还有既聪明又狡猾、既计谋又心机、既生意又要赢的共性。只是四十年前的思想还没发展到如今，没有可比性。

                        

                                                      2014-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