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当时谁能料到这是文革的末年？
      我对那年完整的记忆已经没了，也用不着。
      能记得的，当然一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勋相继的逝世，二是“四•五”天安门事件，三是“四人帮”被捕。
      还有一事，却偏偏记得的，而且从此年年记得——周恩来死日，我之三十岁生日。也因此逐年对这人的立体感看得愈多，到近十二三年来，总觉得到来这人物与事件到原始记录与档案公开了，当如古尸出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历史到翻页，也不枉他死我生的机缘。

      那一年，有几点不大不小的事，在这三人去后发生，我在此曰之为“后事”。聊以笔墨，作眼前日志。
      在周后事的日子里，最关切的是“谁会死”，“他死了中国会怎么样”。最好奇的是“他临终说了些什么”，“他在遗嘱里怎么写的”。最期待的是“天会变”，最害怕的是“会变成什么天”。
      那时间，我私下暗地与我的父亲说过，“再坏的人，坏都在于争权，到权力到手了，就没有不想把国家治好，而故意要把国家治坏的。”

      三十五年过去，虽然我这话，江青没能实践，后来人的实践又反驳了我的论点，但我又幸于此，得人生罕见得见识。
      那时间，真假消息每天都有，颇多迎合民众得心声，此以至于有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
      那时的男女老少，也起哄，但凭着政治的热情，革命的抱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真执。
      前几年，我把些不要的书卖给了收废品的，那小老哥识货：“这也卖了？再搁个几十年，兴许卖个大价钱呢！”他拣了我三十年前收藏的一本《天安门诗抄》还我，我笑说：“你留了，你儿子姑娘大了，看能晓得不！”
      要是我没记错大话，他家的男女孩今年也有二十好几了。可能起哄，可能沉默，可能在围观的人群里，看警车被推翻，看政府大楼被包围，也可能在动车垂挂在高架桥梁时，他们奋勇去救助伤者，也也可能他们打酱油去了，……那本《天安门诗抄》在另一场“天安门风波”里，从“英特纳雄耐尔”化作一首《把根留住》的罗曼蒂克！

      “虎踞龙盘今胜昔”，这虎！这龙！
      “故国三十二年前”，这国！
      “借问瘟君欲何往？”这瘟君！
      “纸船明烛照天烧。”烧吧！
      1976年的后事，已在当前，“天翻地覆慨而慷”乎？只怕必将来临的支离破碎聚汇、整合，后事仍将支离破碎。

      人生不为生日而生日啊，但也生日而生日啦！阿弥陀佛！

 

                   2011-08-16 夜之穗城

                (本文所配照片皆来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