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是民唯上的政治。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仅以其所言之令文诏书为例，无不传达着至高无上的旨意，是为圣旨。民只能唯以其上，服而从之。若有违抗，难免杀身，甚至株连九族。足见帝为民之主，民无自主。
      毛泽东之所以在天安门广场将孙中山的画像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并列，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力图推翻帝制建立民权的中华领袖，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失败。
      毛泽东胜利。
      以数十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历程，以无数英烈牺牲作为代价换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终于有了1949年10月1日的人民共和。帝制死亡了，被埋葬了。毛泽东在四万万人民各有一席之中也仅一席，主席。
      1957年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的一句顶一万句，凡违抗者，官员下放，党员右派，平民革职，谓之历史遗人“复辟”，敌人反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时间变成树皮果腹噤若寒蝉。一个以推翻帝制为口号的政党领袖，接受了六亿人民、六亿五千万人民、七亿人民、八亿人民的三呼“万岁”。可见，那被埋葬的只是帝的尸体，帝之魂魄附体到了一党一国一席之人身，于是，毛泽东成为了不好再称帝的领袖和皇帝合一的神。
      与其说后来，毛泽东在十亿人民的心目中是被移下神坛的，不如说是搬下了一尊帝像。
      那，树立什么呢？
      总得有树立，才有标榜。
      盛大的太阳下，辉煌的牌坊，立着的匾额写着“圣旨”。
      如果因为我们看到一座牌坊就以为全国就只有一个人的话是圣旨，那就太幼稚了中国。
      如果认识到在无产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也不复存在了，那是瞎子。
      如果以为改革是在搬下了一尊帝像之后，十三四亿人民又各有一席，主席也仅一席，在于其中，那是小学生作文的美丽。
      改革之前是国有为主的计划经济，是工人阶级为代表、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集团利益倾向于工农兵学商。那么三十年的改革，就不再是总设计师所预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在利益集团改变利益分配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权贵资产集团将全民共同拥有的经济和财富，和平演变成其本阶级的利益集团少数的政要首要领导者所有，并以此为资本，不断地发财、发福、发富、发达、发肥下去。
      虽然全民各有改善，但利益的分配和所得又出现了曾经被打倒的、被推翻的、被埋葬的阶级。这些阶级不敢、不齿复辟其阶级的称谓，也不敢、不愿、极少再提起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不再播放反映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革命故事影片。这就已经标志着其利益集团的卑鄙龌龊得害怕人民的再革命。
      这些已得利益集团，不断地在扩展自己的利益地域和权势范围，并仗恃权势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步步进逼和要挟国家政治，从而要求保护其卑鄙龌龊所得利益的合法化。这个过程形成的格局不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的“全国一盘棋”，而是一地一诸侯，一方一首长，一单位一部门“一把手”，从太上皇到“土皇帝”，从上到下，既然有一言九鼎的，当然就有八鼎、七鼎、六鼎、五鼎、四鼎、三鼎、二鼎、一鼎的。
      鼎，侯爵烹大块肉的食器。
      那老百姓呢？所能得的，是从鼎食里分得一羹肉汤。
      可怜黎民，因此还要感其恩，歌其和，颂其谐。 
      殊不知，“恩”，恩赐——将你的供奉再赐给你，以示这是你不该有的因其赦而有了。
      如何表现这“恩”呢？言有宗旨。上人皆为“圣”人，上人所出之言皆为“圣旨”。所以“我们×记说了……”“我们×长说了……”“我们×头说了……”
      盛大的太阳下那辉煌的牌坊，完整无缺地成为了有着中华传统特征的簇新而腐朽的标志。我仿佛听到太监的拖长音：“圣——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