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岁月如梭也好，讲光阴白驹也罢，我终是不肯形容人生如梦的。即使在这样面目皆非的二幅强烈的反差对照前，我也真真切切的记得懂得明白着期间这四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开始的，闹腾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完，那年10月第一批成千上万的人从福州被下放到省内各地的农村，名曰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干部，实则雷同古代的被流放。我去的南平大凤人民公社南山大队，也就是现今南山镇镇政府的所在地，而当年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是大坝大队，也就是文革结束后的大坝村。所以，会有一张1970年6月在大坝拍的照片。
      我记得清楚，那张照片是花钱请照相铺的人用“上海120”相机拍的。上衣脱了留了件背心，裤管是临时往上卷的，毛巾是别的干部家借的，锄头就近向农民的，姿势学的是报纸上的形象。取照片时，乃至后来的十数年，都觉得这照片拍的入神出采。时间一长，随着经世走道，坎坷跌撞，再看他，就觉得做作得厉害。
      一是因为当年拍张照片本就不是易事，二是我在农村与锄头关联的仅此一张，所以一直珍藏着它，作为纪念。
      我前后在南平的南山、大坝、龙湾、凤池，闽侯的孔原，邵武的水北，共计七年。其中相关农村农民农事的有六年。因为有过田间地头山垄豆埂的许多庄稼事，对锄头的熟悉和亲情，四十年来不减反增，几近每饭必思。
      此番行旅，不过休闲，来农村，住农舍，一切皆能提起当年旧事。昨日，忽发我想，肩了一把锄头，去到农民的稻地瓜棚走了一遭。劳作一时后，想歇一口气，转身时不在意被跟着去的小年青抓拍了一张“索尼170”的照片。
      今日来看，不但照相机国内换国外了，胶片成数码了，黑白变彩色了，人也昨是今非的今是昨非了。这新照拍的好，首要是真实的内涵，没有了表现的外表；其次，苦瓜的脸面，对的正是苦瓜；还有，该收成的背篓，还一无所获；最可心的，是一把锄头在握。
      我这四十年，把握过什么？又剩余得什么把握？对于这些，我写过的已经不少。昨之烈日下，我把锄所想的，不是关于我自己的把握，而是四十年里，农民把握了农村的什么，农事的什么，
历史若作自我纵比，四十年，这个对于国家来说不过如日梭白驹，而对于包括农民在内的具体国民而论，则是一代二代时过而不复的生命。桑田楼市，电灯电话，土豆牛肉，列宁的和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已经实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晋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则更成梦呓的文学。
      世界的他我纵横比，四十年，这个对于包括农民在内具体国民的一代二代，快、慢、好、差，我为过去“世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民没有得到解放”，今天他们的没有“被统计”，没有“被和谐”，没有“被工作”，没有“被”其它的“被”，而深感他们的大不如我。
      顶烈日，在地头，淌汗水，说这些，当然不能让开公车挈妇将雏到农民果园摘果实以度假的权贵们乃至附属们高兴的。吃着讨好城市人们口味的农家乐饭菜，以为这就是农家的快乐，于是，更自得因为“我们”的领导治理，才有了今天“他们”的“幸福”。一个不期然的，然而形成已久的，巩固到顽固的利益集团，无论其官阶的大小高低，必是在无声的集结号下集结着，以舀一鼎之一羹作为恩赐“他们”。这才有了“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之类的真实责问。
      因此，我在痛恨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又不能不感谢因为有过在农村极端艰苦的六年，朝夕与农同劳动、同生活、同学习的“三共同”，而让我不至于吃着他们拿着他们用着他们，而以“我们”与“他们”对立。不但决然没有对立，相反，我身居城市而同情他们箩筐的收获。
      苦瓜棚下，想着有人说“苦瓜是甜的”，有人说“苦瓜是苦的”，我这把锄的所想，是苦亦甜，尽管岁月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