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回西藏，写记下来的几十篇文字，或有引起亲友和人客兴趣的，后台陆续收到三十多问所及，皆在我已写的内容之外，其中老友瘦叟先生就传来六题。整理大家之关注的，挑选出我个人觉得最有意思的五问，今作答二问：

      【湖南 长沙“星沙侯”问】在西藏你看到哪些社会问题吗？
      【答】您提的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因为我不懂西藏那里的经济社会，也不懂它的人文社会。看是看了一些地方、地方上的人，尤其是在拉萨，有比较充裕的时间逛街走市，有主动去打听在地的汉人、藏人，侧面了解点关于经济生活方面的小事，也有偶然在搭车时听汉人的士司机说点当地社会传闻的。看的少而表面，听的更少且是道听途说，所以，我没能看出些什么道道来。我没有看到过任何争执、吵闹；在拉萨著名的大昭寺附近的集市街道上，多处有4人一列荷枪的武装警察值勤固定岗和流动的巡逻；有一个青年藏民乐呵呵地站到他们的一列队伍里，并排照相。这些给我的感觉是一切有序，该干什么的还都在干什么。“气氛”和“场景”并不象导游说的那样森严戒备令人难免既好奇又紧张。也许，导游说的是曾经有过的，现在没有了，或者现在还有，只是我没有看到。
      我还是把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在这里作为答案，回答“星沙侯”先生提问的吧。
      过金沙江大桥，进到西藏界，第一个县是芒康。如果说我遇到有社会问题，那么，藏族的一位小青年向我发问“你喜欢达赖喇嘛吗？”可以算是一个。那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正面的问题，也是那一路上唯一被提问的问题，一个很严肃，很敏感的问题。10月8《那天我被提了这么一个问题》记述了事情的经过和我的回答。有一点在那篇文字里我没有写的，现在在这里，我补充一下：可以肯定，那小伙子，还有他的伙伴，甚至我没有见过的那里的其他的人们，他们对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认可与现政是相左的。类似的在藏人区隐埋着的问题，当然是没有根本解决的矛盾，是表现为宗教问题的社会问题，根本关系到民族认同的问题。我不明确知道，也无从知道在藏民里坚持认可态度的人总数有多少，但只要记起在拉萨大昭寺附近人群里的荷枪列队和巡逻的岗哨，就能感受到问题的存在和严重的程度。
      9月，我的文图中有4篇——15日的《卡子拉山顶上的曲珍姑娘》、16日的《抬滑竿的罗绒稻丁》、19日的《路遇的孩童》和30日的《奶奶的神情》，如果您看过，可以从中发觉在基础经济生活方面，由于游牧的流动，因为气候对交通的梗阻，内地农村琳琅满目和相当丰富的生活物质，在那里普遍短缺。游牧民的用品堪比内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的状况。我们车辆经过的沿途，见过二三处有整齐划一的单层民宅建筑，听说就是为了解决游牧民的生活，行政当局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好了，给于一定补贴要他们定居的。然而，他们并不愿意定居，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得赶着牦牛到非常遥远的地方，才能有草场，实际上人居与住宅还是分离的。因为高原气候寒冷期特长，砾石为地，土壤稀薄，所以放牧牛羊是广大非城镇藏民经济收入最重要的来源。由此可以感受到在那广大地域上现代人应有的最基本的生存必须的问题。
      但是，在县城，内地叫做“城关”的社区，就我不多的观察，汉人居民的生活物质，包括家用电器都很齐全，店家的收入并不低。以稻城一家川菜馆为例，店面不大，雇用的藏族女服务员，包吃住，月薪1000元。在拉萨布达拉宫旁一家藏餐馆，藏族女服务员，包吃住，月薪1200元。参照当地其它物价，这样的人工费相当可以。
      在《路遇的孩童》里，我们看到没有接受教育的游牧民的孩子和有学可上的县城居民的孩子二者的明显差别。在我们的路程中，曾经有一次看到一辆拖拉机的后斗里装满小学生，象是下午放学后才接运回村的，也不知道他们每天要怎样的往返，也不知道他们这样的经历要走多少年。在巴塘县，我特意观察和比较过中共县委党校、县小学、县中学三个教育单位的建筑物现状，给我的印象依次相当于内地贫困乡镇一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中和本世纪头五六年的模样，破落、尚可和较好。无论如何，它们都又远不如县里主要街道两旁政府形象工程与房地产商共同开发建筑的商品房楼，也大不及政府的办公楼堂管所。这是我仅仅关注到的藏族孩子受教育的所在场所问题。
      《路遇的孩童》讲述了游客与孩子之间短暂的互动和由此令人担忧的问题：“我只是在思考：作为人性本能之一的贪欲，是不是我或者‘我们’亲手去刺激‘他们’，使得‘他们’在‘我们’的丁点施善之后，而‘患’了‘恶’？”
      后来，我写的《奶奶的神情》，深化了我前篇的思考。

      如果将历史的在西藏的旅游现象，作为旅游业带来的人心思变和变化的结果，那么，在“大渡河远眺”景点的藏药土特产品的那些藏人小摊贩口里，在海螺沟景点汉人“喇嘛”的脸上，在拉萨八廓街旅游商品集市的地方，我更加惋惜本不开化的诚实藏民，被汉商的伎俩的样板影响和近墨者黑的教化。我旅行的队友中，就有买到用重物把新鲜的原件拉长晒干冒充成年公牛的牛鞭，就有冬虫夏草真品但是已经被蒸煮捞了营养汤水后的东西。我在八廓街正要买汉人叫卖的“尼泊尔全毛披肩”作为礼物带回送人时，导游如实告知“来路全是浙江义乌的”。就我自己而言，在拉萨乘的士，也各被河南的一位男司机、四川的一位女司机给糊弄过十来分钟。同样是开的士的藏人司机，送我去机场，一个多小时里给我的可信度，让我觉得前二者的在道无德。
笃信藏传佛教的藏人，不说假话是最基本的道德律条。他们也不喜欢不道德的人。
      在藏人中，茶马古道的起始地有多个，我们经过其中从四川入道的一处。听说贩运队伍中，为数最多的是康（定）巴（塘）男人，也就是通常大家说的四川“康巴汉子”，他们似乎在藏人中最早懂得与汉人经商。就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训和获得的经验，使他们的名声“不如我们在藏界里的真正的藏族人”。“康巴汉子”是既有地域区别，又有人品区别的一个多意词。看在什么场合，用怎么样的语气说这个词。
      例如，记录片DVD《八廓南街16号》里，有位大爷讲他要分家，再也不和女儿住在一起时说他的女婿：“还有那个康巴汉子，只要有钱，什么都不顾了！”那批评的就是“地域性”共同性格。
      《八廓南街16号》记录的是1994年拉萨一个街道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如果长沙“星沙侯”先生能找到看看，您问我的社会问题，党政的、民族的、家庭的、经济的、生活的，应该相当一部分它的内容都有关联到。虽然时过一十六年，但若按司机杜先生所说的，“最近十年，生活变化不大”，那是一面之辞。
      再就是社会有没有腐败的问题，内地的腐败有没有出现在空气没有污染的西藏地区。虽然10月10日的《一个人和他隔壁的一座房》里，我记述了自己看到的，然而，那只是偶然的小见闻，并不是我此番轻松行旅原要关注的。
      不过，9月23日从亚丁到稻城的的士上，听家在稻城的成都籍小年青司机的有一句话和一件事，应该算是社会问题。他说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两个邻乡的头，一个书记，一个乡长，都是藏人，驾车在较窄公路上对面相遇，谁也不让谁，最后两人都下车来向对方开枪，结果一死一伤。他还说了几件其他的事，我不记得了，光是记得他的总结：“这里的官比成都的还黑。”
      因为我写西藏美好的多，所以有的亲友和人客批评我“不够客观”和不够全面。在这点上，我好有一比：去做客的人，回来后连人家家的一些不太好的事也都拿出来说，好吗？
      长沙“星沙侯”先生，让我多说了些，也让我仍然保留了一些没说或没全说。谢谢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