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1968年我被下放到大凤人民公社那天开始，“大坝”的“坝”就不再仅有一个“bà”的读音，而真正地入乡随俗，说成了“bèi,”音。
      那时的大坝大队，是大凤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套一句套话，它那些年是整个大凤农村辖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
      2007年9月我再回其地，已是阔别三十五年之后。大凤人民公社早已不复存在。随着辖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转移到当年的南山大队，即后来的南山村，辖区的行政早已改成南山镇了。
      大坝成了一个管辖了几个自然村的最大的行政村委所在地。
      我那年匆匆掠过大坝的边路，去看隔了一条浅溪就在它对面的凤池村——那是我生活过一年半的所在——而后就没进大坝，没走大坝街，匆匆回程。
      昨日，当我拿着相机拍大坝全景照时，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壮实的汉子客气地近来，问我拍它做什么。

      听我说了自己曾经的在历后，那汉子很是高兴，说他是00年卸任的村长。纠正了我回忆中若干个方向性的错误后，他又说“巧得很，我姓陈，名字好记——长生。春节才从厦门帮人家打工回来。在这村子里，现在还兼做文化宣传。”于是，他一意要带领我和我的随行者阿聿和阿吾走小道，进大坝街，指点着让我们看他说的“专家们来考察过的，千年古村”。
      看着水泥地覆盖过的道，走在所剩无几的河卵石路面，我不得不在灿烂得阳光下笑那些“专家”的不厚道。

      我指给阿吾看一块花岗石的截面，那上面有植物的纹理。“知道吗——它是古柏的化石，应该远不止千年。”我这话说在道旁，花岗岩的石块厚着的。我厚道。
      历史必须有它的文化遗迹，才有意义，而不是被覆盖上的新鲜。
      我问老陈，他是否晓得过去公社演出放映电影的那座大木屋，他是否知道过去供销社的所在地，他是否知道过去的赤脚医生保健站。他处处点给我看。
      有老陈的带领，我们一行顺利了许多，我更是在旧物犹在只是残破中叹息，直到与老陈握别。
      老陈走后，我还是在阿聿和阿吾的陪伴下，从头到尾直走了大坝街一个来回。

      一条不过百二十米，宽不足五米的路径，却承载过万民历代的农事、集市、民生、苦役、游击、争斗、欢乐、悲伤、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步履。

      我在一个小路口留了影，觉得那两堵间壁之上不多的天空值得回忆。

      我在一间屋的门面板前留了影，门面板大红色的底漆已经班驳，黄漆写上的毛主席语录字迹已被空气退色得模糊。
      让过来人醒悟历史未必都一定是沧海桑田才变化吧。

      我拍下一扇门口的插枝，想必是前几天立春日的新鲜。衬托它绿色的是退红得几近发白了的旧符。旧符仅存一个繁体的墨字——“龙”。
      一个民族的图腾，在于时空的变化中文字。

      在路上，我逗一个刚学会自己走路的小小孩。他流着鼻涕，脸冻裂出许多细细条纹，眼睛里还闪着泪光，腰上系一细线，细线的上空浮着一个气球。
      我仿佛联想到那些岁月，农民的希望就如这小孩腰上所系。

      那座大木屋，现在已经成了村仓库。大门锁着。当我的照相机镜头探进窗户，闪光灯亮过的那零点一秒后，我记起那舞台上曾经演出过我编剧、小林谱曲、知青当演员的两出“小歌剧”。一出的剧名先是《插秧时节》，后改成《问题在哪里》。还有一出好像是交公粮的，是不是名叫《丰收之后》，记不清了。
      再回首，我不觉得人生是什么戏。

      此回来看，尤其是见到大凤游氏之祖游开之墓，当头立在大坝街凤池路必经之地的发端，其墓顶晒着太阳的毛毯被褥，我更觉得拾遗的必要。
      遗忘的，遗留的，遗失的，遗憾的，我不可能皆拾其有，但以上的所拾即得之，如知其音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