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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舟搁浅】发过去的文章，里面一开始说的西藏小孩的情况，你当时去西藏遇到过吗？

【拾穗】看了。是的，我第一次去拉萨，是跟自驾车的车队去的， 2010 年的 8 月底到 9 月那次遇到过。

你等一下，我查查照片……

是的， 9 月 4 日我们从稻城到巴塘的途中，我们遇到过。

从地方行政所管辖来说，那里还是四川，隶属甘孜藏族自治州。就原住民和人口的绝大多数来说，已经是藏族所在地。

这篇文章写的“很多”，我们没有，我们前前后后也就遇到过三次。头一次就两小孩，第二次是单个的放牦牛的姑娘，十四五六岁了；第三次四个九岁上下的小男孩和一个很小的女孩。

是在车停下来，我们人下车休息的时候。我们先主动示好送给的，糖果、圆珠笔、本子什么的。没关系到要钱，他们也都没有拦我们的车。

第三次的时候，小孩子多，其中男孩有相互小小的争抢。这样的情况，我做小孩子的时候，也这样过。汉族的孩子打打闹闹好玩，都是很常有的。跟什么民族的没什么关系。人类的本能中带有嫉妒、欲望食物、追求与同类的一致性。

我注意到，这篇文章是 2014 年 3 月的，晚了我们三年半。文章写的情况显然不同于我们当年。应该是近几年每年去西藏的汉人都比上一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我记得 2013 年夏新闻报道说，突破了 500 万。藏民以前的藏传佛教信仰下的善行、未被商业经济开发的心地单纯、很容易满足的得益、简单和自觉控制的物欲，在游客的善意示好中，不期然被诱发成现在他们遇见的这样。

【老舟搁浅】对这篇文章后面讲的卢旺达，你有什么感觉？

【拾穗】很好。

美国人中国人的不同，看起来是方式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之差别，人们也可以就它拿来讨论怎么样救助和布施更好。而给我的启发，则是让我想到我们国人的人格问题。

【老舟搁浅】人格问题？最好现在就讲讲。

【拾穗】可以。我也愿意，把思想捕捉成文字。

【老舟搁浅】谢谢老兄没有拒绝我！谢谢！

【拾穗】说给你听，实际我是为了自己，真的。我应该谢谢你。

【老舟搁浅】我们视频上说，手机可以录音。

【拾穗】我电脑有装 Adobe Audition CS6，录多久都可以。

等一下，我找找它……好的，那我开始说。

【老舟搁浅】好。

【拾穗】我为什么会想到国人的人格呢？

引起我思想发端的，就是 2014 年他们遇到的藏族小孩子和我们 2010 年遇到的不同。

不同在于类似的善意、示好，怎么竟然会使善良、单纯在得益的过程中诱发物欲的迅速增大。

2011 年，我第二次去西藏，和朝拜的喇嘛一道，三个人，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回来以后人家问我怎么样，我都建议：“要去就最近三五年去。五年之后，像拉萨那样城市的藏人，很可能不再像那里天空那样的纯净。”他们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们：“被汉人的商业行径和行为，教化了。汉化。”

今天因为看这篇文章，让我明晰出一点：我所说的“行径和行为”的“汉化”，确切来说，应该是人格呈现，藏人处于愈发接近汉人的态势。

人格不是天赋。

既然不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一个人的人格怎么才有的？怎么形成的？

何以人格？

七十年的亲历，我有我的体会：

第一，人格是通过教化来成就的。

教，由学校教育知识所得。

譬如，学《孟子•滕文公下》，明白“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学《礼记 • 檀弓》，“不食嗟来之食”，知道“嗟”的羞辱、侮辱、欺凌、嘲弄。

学叶挺《囚歌》“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 人的身躯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晓得人之所以高等于其它动物。

有了这样的识字读本，有了这样的在字里行间，有了年岁的日积月累，便有了人格的意识和榜样。

第二，人格可以是因感化而获得的。

感是体验的过程。

觉是思想的结果。

西藏小孩如今现象，获得的是不良感觉的潜移默化。  

美国义工与中国志愿者本不相干，后来关系上了：美国人是教；中国人是获得感受，然后觉得值得学习。

【老舟搁浅】嗯。

【拾穗】自古以来的历朝历代，即使1949年迄今，政府的救助、慰问多集中在过年和相关节日，像六一儿童节到福利院，五一劳动节走老劳模，老人节去老人院，大过年的贫困户。

如果由政府机关出面，给受众一些玩具和几个书包、一包大米、一桶油、一床棉被……摄像机的镜头无疑同时在为官僚政权皇恩浩荡做嚣张。

而受众呢？点头哈腰，连声三呼“感谢党”！“感谢政府”！

殊不知这些东西的来历，正是政府从缴税人那里纳到的万亿税收里黏出一点粉末。其中的逻辑演绎又好似少林寺的CEO释永信借佛之名目的巨额敛财，以禅堂出售80元一碗的米饭之后，在某一天的施粥，信众排队庆幸慈悲，顶礼膜拜感恩。

得此类助的人们，得到的是有限的东西，而失去的是永远的人格。

我们的国民是很好哄骗和欺瞒的，因为我们不懂人格，也不需要人格，而宁可等待嗟来之食。

富贵则淫，威武下屈，没有人格，只有知其者所以肆无忌惮地腐败和国民在各行各业天长地久的被腐败。

讲到这里，我觉得应该讲一讲人格与尊严的关系。

领袖最要尊严，却最不要人格。这看起来是悖论，事实上二者的的确确能由着政客统一于一身。这其中混杂着，或者说支撑这一统一的，是国格。

国家只要是帝制的，专政的，就必定要推崇、怂恿、纵容个人崇拜和统一思想。那么，朝政底下必有阴谋，必有暗流，而国民就没有人格可讲。

许子东在前不久的“锵锵三人行”里说:“尊严是要付出代价的。”

尊严的代价是什么？

是高贵的人格。

实际上，武士最讲归属的人格。

逻辑上，本应受教化期时最长、知识水平最高、获得影响最深的知识分子，最讲精神的人格。    

但是 1957 年反右运动以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还有人格吗，还能拿什么资格来谈人格？  

细察，最先失去人格尊严的民国遗老知识分子，并不全是因为1957 年，而是 1949 年以后到1957 年那其间的封官进爵。封官进爵让相当一部分以笔墨为生的文人墨客，邂逅到专政下的恩宠，于是顶礼膜拜，但是知识分子的良知还在，还有。凭借尚存的良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1957 年他们向执政党提出改进的意见，却始料不及地被引成了出洞的“蛇”，遭遇打成右派，扣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他们的脊梁骨被打断了！从此虽然还有参与 1976 年“四 • 五”的一批， 1989 年“六 • 四”的一波，但脊梁骨无能的他们久坐轮椅，只能坐轮椅，何以人格？

没有人格的害处，并不仅仅在于弱势群体的卑躬屈膝，更在于全民的肆无忌惮地到处张狂，在广场，在外旅，在景区，在地铁，在“拆”啦，在学术刊物，在惊叹，在传媒，在吃饭，在拉屎，在床铺，在做梦……

我在十几年前就说过:“哪里有中国大陆的人，那里的秩序就被破坏。”

今天，我的附加句是：“国民没了人格，国家一切皆有可能。”

2015-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