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鲁迅《纪念刘和珍君》

 

      家有孙辈在读高中，不知现今的《语文》课本里，是否还有《纪念刘和珍君》篇。听说别人的许多名篇都被删了，象夏衍的《包身工》、朱自清的《背影》等等。
      我那时是都有的。五四运动、刘和珍、段祺瑞、段祺瑞政府，是同期上《中国历史》课时，一并知道。中国大陆的《语文》功能，首要的是政治立场，其次是名人效应，最后才是口语和文章的本领。
      大三十几年前在课堂的所知，大多剩下些词句篇名，想重温旧日时光，便上网找来那篇原文。见有“优秀教案”，也顺手把它给下载了来。
      毕竟不再年青，老道的目力轻而易举地发现教案里写的是“段祺瑞竟命令卫兵向请愿群众开枪，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打死打伤200余人，制造了屠杀爱国人民的‘三•一八’惨案。”而鲁迅文章三度分别使用的是“段祺瑞执政府前”、“府门前”、“执政府前”。
      “优秀教案”清楚的指名道姓是“段祺瑞竟命令卫兵向请愿群众开枪”的，而鲁迅则分明将事件惨案锁定在“执政府前”，开枪可以归咎于段祺瑞的政府，但是不是段祺瑞命令的呢？鲁迅没这样说，他只说了：“我没有亲见”。
      “优秀教案”编写者应该是有亲见的，要不便是在混淆“段祺瑞政府”、“段祺瑞”、“执政府前”这三个概念的错误基础上，凭个人的意想，将非段祺瑞行为划归给段祺瑞。
      “优秀教案”编写者的“身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刘和珍，动员组织同学集会游行。中午她扛着白底黑字大校旗，冲入段棋瑞执政府左边大门，昂立人群中。突然身中七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如果不是臆造，那么，“动员组织”、“集会游行”、“扛着白底黑字大校旗”、“冲入段棋瑞执政府”的“身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刘和珍”之中弹就是在时光推迟六十三年大约也是那月份后不久，结果不也一样？
      我崇尚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给我的教育是以实事为研究对象，实事求是于史实。辩证唯物主义则引导我的思想不拘禁在一事的片面，而力求研究它的包括外部的方方面面和内在的一切之全部。《纪念刘和珍君》并不因为鲁迅的“我没有亲见”，而减轻了他忆念学生的文章分量，相反，表现出为师者的严谨和他对学生的情真意切。

      在探索真实历史的人群里，有多人在多处“客观”地——“没有亲见”地——描述“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段祺瑞和段祺瑞的一生，使我查找有关《纪念刘和珍君》资料时，意外收获。集合起来，大致有以下：  

      袁世凯1916年死后，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十一年。其间，段祺瑞实际掌控中央政府有六年多。1916年段祺瑞政府的国务会议讨论是否废止《报纸条例》，反对派感觉放开报禁会乱套，因此必须严禁言论。段祺瑞则说：“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以后视情况再说。” 由于段祺瑞力主放开舆论，支持派坚持对言论自由采取放任、宽容和豁达的态度，法案通过。同时，中央政府又对各省市地方政府两次发出通告，要求充分表达民意，发挥舆论作用，以前所查禁的各报一律解禁。
      陈独秀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将在袁世凯时期创办的《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由北京大学的教授们轮流担任主编。利用宪法的许可，刊登了许多激进的政论文章和文学作品，从而成为当时最具革命影响力的刊物。
      李大钊创办了《晨报》和《每周评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
      毛泽东在湖南先后创办和主编了《湘江评论》、《新湖南》。
      周恩来在天津先后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
      大肆宣扬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那个时期，胡适、鲁迅等文化巨匠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最优秀的人物，也大都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脚。
      以陈独秀为首的人创建中国共产党，也都是在那个时期，由办报走上政党革命的。

      段祺瑞虽是军阀，却废止了袁氏颁布的限制公民权力的诸多法令，包括《报纸条例》，彻底开放了报禁；允许被袁氏查禁的所有报纸复刊。随后又恢复了辛亥革命时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办报，公开宣传不同政见，甚至鼓动“颠覆国家”，使得北洋军阀时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组织北京学生，为了抗议八国通牒而到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示威，政府卫队开枪打死47人，打伤200多人。即史称“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后，立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发出政府抚恤令，对死难者进行抚恤。段祺瑞其后发誓不吃荤，以示其忏悔的真心。根据后人的回忆录，段祺瑞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病重时，亲友劝他吃肉以增强抵抗力，被他拒绝了。
      段祺瑞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朴素，清廉如水，无积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因致电逼迫清帝退位、讨伐张勋复辟和抵制袁世凯称帝这三件事，有“三造共和”的美誉。他在弥留之际，忧国忧民，留下亲笔遗嘱“八勿”：“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有人随后这样评价段祺瑞：“段祺瑞于中华民族最有意义的，最值得人民纪念的，是他在开放中国的思想与言论自由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没有他的开创言论出版之自由，国共两党也许还不知道在哪里。”“段祺瑞是一个军阀，也是一个中国民主的先行者。”

      我却因此而觉得《纪念刘和珍君》里，“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此言真适合段祺瑞。
      我虽然在重读《纪念刘和珍君》时，感觉鲁迅的悲愤，但也感觉文笔大不如其他一些杂文的锋芒犀利。为什么？“我没有亲见”，这已是自白的当然原因。是不是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例如，有史料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任职在教育部到1925年8月，鲁迅月薪已达360块大洋，离京前长达14年他所领官俸累计约有三万三千大洋。若以一块银元折合现今的人民币40元来算，平均年薪约计11万元人民币。因此，我俗人借俗语一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时光推迟六十三年，更到维稳和维权的当下，我们有哪一个不这样的像鲁迅呢？因为一个“民族魂”在棺材下如此，亿万民族魂还在跟随，而且更不如昔。
      《纪念刘和珍君》写道：“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没人要我写教案，否则，我只好重温段祺瑞所说：“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以后视情况再说。”

 

                                                           2011-11-09    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