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去向坐便器，前自书架抽走《傅雷家书》。
      虽在日厕里，有另间小憩，可吸烟，可吃食过饮，但我是不会把任何一本崭新的书带往这地方来的。
      手头这本《傅雷家书》扉页有我的笔记：“2008年10月2日 广州瘦狗岭旧书地摊4元购之”。可见当时买进价不及新书的七分之一。
      那之前，曾在大书店折价处见过全新，卖8元的，尽管它有的版本煽情“家教必读 父母必备”，我没买。终觉得人各有子，何必以其人之父言来教育己之所生养？再说，我家孩儿五音不全，手指粗壮，哪能如人家的傅聪钢琴大师。更不是的，乃我们大肆欠缺上海人天生的那般小心。
      那天买了的这，实在是因为它便宜到权且买了来，翻一翻，知道个大概，好被他日有人民问题：“可曾读过？”能大方：“看过。”反如我见过某商人家居装潢，专用一墙排列古今中外精装线装名著，其中最受百科全书界推崇、最具权威的地位第十四版二十四册在璀璨的灯光里壁金耀眼，问起：“可曾读过？”大气一出：“不一定要读，拥有它，不是更好吗！”
      我拥有，而且早在拥有这本《傅雷家书》之前的1981年，它刚出版时，就认真到几乎咀嚼粉丝的程度阅读过，甚至仿效着一天一纸信写给就在身旁把玩玩具的孩子。后来，都付之一炬。道理如上所述。
      所以，接受了教训，知道家情有不同、国情有不同，人情有不同，就不再买热销十几二十年的“卡耐基”之类，屏弃“成功可以复制”。
      因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既保存有罗曼•罗兰法文之气质，又合适象我这样当时文学狂热青年阅读的文化，我才注意到了译者。所以，傅雷先生翻译的30余种作品，我的小小书房里还有着《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幻灭》。
      我问过周边的老中青十数人，仅一人不知《傅雷家书》，而能说出一本傅雷译书的无一人。突地想起成语“爱屋及乌”，随之觉得名人成师、成家、成大师、成大家、成大名人的道理。其实一，其它附会。
      日本的厕所当然是为方便所设备，小憩间附会。车站的等候处亦然，椅子附会。更有这二公共，常设有废弃旧书报的专用桶，供人把不再要的书报杂志丢了进去，也供有需的人取走再利用，不须分文。
      我们有收购废品者，书籍秤斤拨两着买走，从中挑拣出有价值的，再摆到地摊上，卖出好价钱来。
      我手上的这本就是这样的来路。
      翻启扉页，想到这些，便利，结束。